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阻滞研究综述

摘 要: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出现了阻滞,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不高,学杂费用偏高,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水平低。学界普遍认为,阻滞的原因在于政策设计的缺陷,政策执行遭遇制度和体制障碍,政策资源不足以及利益冲突;为提高政策执行效果,必须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推行“教育券”制度,建立在居住地就近入学的制度,建立全国性电子学籍信息系统。对于本问题的研究,现有文献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与研究规范性方面存在不足。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阻滞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1-0011-06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高达2亿左右。[1]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子女教育成为农民工的重大难题。以是否流动为标准进行划分,农民工子女可以分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两种类型。前者留在农村,后者随父母进城。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后者。关于后者,学界还有“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同住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流动儿童”、“流动人口子女”、“外来工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工二代移民”等称谓。为行文简便,本文将其统称为“农民工子女”。关于农民工子女数量的全国性数据,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765万人。[2]在地区数据方面,据广州市统计局的估算,2004年广州市6-15岁的适龄农民工子女约为32万人 [3];2004年,深圳非深户籍在校生已达到47.1万人[4];据2004年7月统计,已有近28.8万适龄农民工子女在京就读。[5]2004年,上海市的农民工子女超过30万人。[6]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应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这些身在城市而户口在农村的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逐渐进入政策议程。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1998)、《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2003)、《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2003)、新《义务教育法》(2006),政策的核心是“两个为主”,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城市与农村学生一视同仁,保障教育公平。但是,即使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忠实执行,政策执行出现阻滞。本文采取文献分析的研究方式,对政策执行阻滞的文献做一综述。

二、研究内容

对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阻滞的研究,学界围绕描述阻滞的表现、分析原因与探讨对策展开研究。

(一)阻滞描述

中央要求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但是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政策要求相悖的结果,政策执行出现阻滞,具体表现为:

首先,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不高。李雅儒指出,截至2003年,北京有61.4%的流动儿童就读于北京外来人口自办的打工者子弟学校,30.8%的流动儿童就读于北京公办学校,有6.5%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7] 2004年,广州市约32万的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儿童中,约28.0%就读于各公办学校,其他20多万则主要是进入层次不一的各类民办学校。[3] 2007年,广州公办学校接收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的比例仍为28.0%。[8]截至2004年,上海市大部分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都依赖于民工子弟学校解决,在解决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民工子弟学校。[6]截止2004年,深圳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在校非户籍生19.9万多人,占非户籍生总数50.3%。[9]即使在农民工子女数量不是很多的陕西省,李玉英,王林生和陈敏钰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入学也存在“三难”(“就近入学难、入公办学校难、入好学校难”)的问题。[10]农民工子女难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原因是,公办学校均设置了一定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标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发现:目前在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准入条件上,设立条件最多的城市为上海,设立条件最少的城市为沈阳;共有11个城市要求出具家长就业证明,占92% ;其次为暂住证和实际居住证明,分别占75%和58%;另外有些城市还设置了其他条件。[8]

其次,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水平低。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央教科所研究组指出,“从总体上看,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均比较简陋。办学地点偏僻、交通不便;校舍大多为改建或搭建,光线不良、室内拥挤;学校缺乏必要的体育器材和教学设备;安全隐患较大。另外,教师来源复杂,多数不具备教学经验”。[11]而中央教科所课题组于2007年9-10月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无锡、成都、郑州、顺德、义乌、沈阳、石家庄、乌鲁木齐12个城市的调研则发现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仍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存在“学籍管理混乱;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来源复杂、学历偏低、流动频繁;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管理者的学历水平和学校必要的设施设备方而存在明显不足(在计算机设备方面,农民工子女学校明显落后于公办学校;在图书数量方面,公办学校生均拥有学校图书量远远多于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在场地方面,近1/3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没有操场);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较差”等问题。[8]至于地区方面,陕西存在“规模小、场地小、教师不足、设备不足”的问题,导致“教师什么课都教,无法保证教育质量;不少学校没有学生活动场所,体育课没有地方上;音乐、美术、体育都没有专门教师,甚至开不出课来;学校图书少,电脑少,有些学校没有科学课实验设备,没有体育器材,不能按规定开课”的现象。[10]在广州,教育督导员李伟成进行专题调研后,对广州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办学条件普遍较差,与广州市公办学校有较大差距;教师队伍极不稳定,无证上岗比较普遍;教学质量堪忧,停留在识字教学、扫盲教学、托管的层次上。” [12]上海教科院的调查发现,按教育部课程标准衡量,绝大多数上海的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不达标,主要是课时不足,学科开设不齐,师资配备标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13]

再次,费用高。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收取高额的借读费、赞助费等。如陕西的调查发现,借读费的标准为:城市初中500元、小学200元;农村初中400元、小学80元。但事实上,很多学校收费都超过了这一标准,有的学校还收取数额不等的赞助费。[10]广州的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儿童一学期交给民办学校的所有费用,处于1 000元以下的占18.8%,1 001-2 000元的占62.5%,2001元以上的占18.7%。[3]在广州,非户籍人口要入读居住地的公办小学,除了学杂费以外,还要缴纳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借读费。[14]截止2003年,北京市正规学校的借读费(不包括学费)平均为1 668.62元。[7]为避免刺激教育需求恶性增长,深圳外来工子女借读费不减免。[4]

最后,受教育状况低于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从全国范围看,国家教育督导团派出督查组分别对天津、湖北、浙江和福建4省(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进行了专项督导检查指出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5大问题,包括“接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公办学校数量仍不足;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不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的基本情况不详;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急剧增加的态势不适应;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较差”。[15]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公布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中失学率较高(达到9.4%)、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不在学儿童“童工”问题突出等。[16]从地区看,黄祖辉和许昆鹏在杭州的调查也表明,流动儿童更容易出现入学延迟、成绩滑坡、辍学等问题。[17]

(二)原因归纳

对于政策执行阻滞的原因,学界总结为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执行的制度和体制障碍,政策资源不足以及利益冲突等原因。

原因一:政策内容本身存在缺陷。史柏年指出了政策本身存在强制力不足问题。[18]杨润勇指出了政策文本的整体性、操作性和时效性不足。[19]何玲和李兵认为政策的操作性、配套性不足。[20] 钱再见,耿晓婷认为政策缺乏前瞻性和严密性。[21]

原因二:政策执行遭遇制度和体制性障碍。大多数文献认为户籍制度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入学和教育财政体制是阻碍政策执行的症结。孙红玲认为,户籍制度和教育经费拨款制度造成农民工子女不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22]刘义程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的户籍制度障碍做了分析。[23]项继权认为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的症结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化政策。[24]韦克难指出,户籍与教育制度性因素、地方政策不规范、流入地政策资源不足等原因是造成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困难的重要原因。[25]范先佐认为,户籍制度与义务教育财政过度分权是政策难以执行的症结。[26]易承志以上海为个案指出了政策执行的体制与财政障碍。[27]中央教科所课题组则指出,地方政府职责不清是制度性障碍之一。[8]

原因三:政策执行的资源不足。大多数文献都指出,农民工子女流入地政府的教育经费或财政困难是政策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袁连生认为,义务教育财政责任的基层化导致经费不足。 [28] 张铁道、赵学勤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源自人口流动与教育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29]范先佐认为,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财政问题。[30]王博对长沙市区农民工了女接受义务教育情况的调查发现,经费不足是政策执行的主要障碍。[31]但朱镜德等对津、沪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经费并非上海市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障碍。[32]罗崇辉指出了政策执行所面临的学位供不应求、行政效率低下、执行资源匮乏的问题。[33]

原因四:政策执行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利益相冲突,对地方形成负激励。有学者发现,中央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与地方利益存在冲突,导致地方政府执行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变相抵制该政策。张劲松,尹婷婷指出了政策执行使流入地的政府、社会与学校均面临困境。[34]周佳也指出了政策执行与地方利益不兼容的问题。[35]杨润勇指出了政策执行的难度在于资源不足以及与地方利益相冲突。[19]张军凤、方芳和张宝贵则发现了对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以及流入地政府之间的在政策执行上的博弈关系。[36]

(三)对策探讨

在对策建议方面,学界的观点较为集中,大多数文献围绕改革户籍制度与体制障碍、政府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展开对策设计。

在改革制度障碍方面,学界在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捆绑的入学和教育拨款制度方面取得共识。郭彩琴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义务教育经费通过联网管理,在孩子法定监护人的工作地就近入学。[37]项继权呼吁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制度保障。[24]钱再见等提出要消除城乡差别,改革户籍制度和财政制度。[21]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提出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教育公平。[38]

在经费保障方面,袁连生强调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承担更大的责任。[28]郭彩琴认为义务教育应该以中央和省财政拨款为主。[37]项继权呼吁实行“中央与城市两为主”的方针,合理分摊农民土子女的教育成本。[24]于茗进行了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政策框架设计。[39]钱再见,耿晓婷提出多方筹措资金的手段。[21]朱镜德,朱秀杰,郭彦君提出了由中央主导经费保障机制的构建。[40]罗崇辉则提出通过明确财政转移支付责任、强化政府教育投资公平理念来确保经费。[33]中央教科所建议中央设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资金。[8]另外,学界明确提出了“教育券”制度:即将政府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按生均经费直接分配给学生,由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农民工子女凭父母暂住证向当地政府领取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学校凭“教育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付现金。持这一观点的有:薛二勇[41],刘义程[23],刘成斌[42],项继权[24],夏焰[43],沈有禄[44]与中央教科所课题 组[8]等。

为减少农民工子女的流动性对公办学校的影响,学界建议对农民工子女建立动态的电子学籍管理。何玲和李兵提议建立以公安为核心的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信急管理系统,把流动儿童的管理纳入到居住地日常的户籍管理工作中。[20]中央教科所建议,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的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实现全国电子学籍管理系统联网的动态管理。[8]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学界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实证研究(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及个案研究法)进行。其中,通过二手资料进行文献研究的论文较多。

在实证调研方面,出现了两份标志性的研究报告,分别是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韩嘉玲的《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吕绍青、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张守礼为核心的调查组的报告《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前者通过对北京市的50所流动儿童学校中的2 157名流动儿童和102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等形式,分析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基本状况。[45]后者的研究突破了以往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而是从学生的作文进行分析,把流动人口子女看作一个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立群体来研究。[46]除此之外,还有侯靖方等研究者的《杭州市民工子弟学校的调查报告》[47],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贾西津和冯玲的《流动人口与打工子弟学校——无锡市的实地调研》[48]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生李炜的硕士论文《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对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寻求合法性的过程分析》[49]。以上研究对各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了实地调研,描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并针对其中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研究方法看,这些研究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与解释性分析为主。

此外,也有文献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对个案展开深度分析。如武晓萍针对父母和学校的个案访谈[50],李蓓蓓等的儿童个案访谈[51],龙一芝,杨彦平对上海闵行区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进行的个案调查[52],吴百花以义乌为个案展开调查研究[53]。也有研究采用了大样本调查,譬如吕绍清和张守礼[46]、段成荣和梁宏[54]利用了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央教科所课题组[8]对全国12个城市的抽样调查。

四、评述

总体上,上述文献为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背景资料和政策框架。但从文献分析的情况来看,文献研究的比例高于实证研究,多数论文依靠二手资料进行分析。这与研究问题的性质与研究类型相悖。首先,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应该属于实证性较强的题目,实证研究所占的比例应该更高。其次,从文献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的文献都在文末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性建议,因此,文献研究循的是政策研究的路径,应该使用政策研究方法。所谓政策研究方法,是指政策研究人员对社会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用、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以缓解或解决问题。政策研究要求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的方式,以价值中立为前提,对政策问题进行多维度分析,并采用经验——归纳的方法,发现问题,进行归因,提出政策建议。[55]因此,本问题的研究更多应该采用实证的方法,收集第一手的资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原因分析与对策探讨。

在研究对象的地域方面,地区性的研究大大多于全国性的研究,导致对问题的认识呈现区域的“碎片”状态,难以认清问题的全貌。在调查研究方法方面,主观案例调查法与抽样调查法相互割裂,未能形成互补优势。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案例的深入性和抽样调查的广泛性优势,采用案例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的竞争性方面,绝大多数文献并没有提及与自身结论相左的竞争性观点,导致研究结论的证实性与证伪性都不强。在研究的角度方面,大多数文献局限在教育学范畴内,较少的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进行论述与分析,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至少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GDP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和分税制对地方财政在社会性支出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公共政策与公共财政分离的政策制定模式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中央政府行政决策集权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执行模式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等因素。现有文献在这些方面鲜有涉及,应该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角度。

本文为华南理工大学学生研究计划的成果,陈志坚,王静,董振兴,张勇耀和熊剑参与了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以四川、浙江为例[N].学习时报,2006-01-09(04).

[2]教育部.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已达765万人[EB/OL].(2008-10-27 ).[2008-12-16 ]. .cn/news/content_16673056.htm.

[3] 广州市教育局.广州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调研报告[R].广州市教育局,2005.

[4] 张小玲.外来工子女借读费不宜减免[N].南方都市报,2005-05-13(8).

[5]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基本情况[R].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04.

[6] 张兴瑞.上海市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现状研究[J].南风窗,2005(6):25-28.

[7] 李雅儒,孙文营.北京市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状况调查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1):118-122.

[8]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状况调研报告[J].教育研究,2008(4):13-20.

[9] 深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深圳市非户籍人口子女入学情况综合汇报[R].深圳市教育局,2004.

[10] 李玉英,王林生,陈敏钰.陕西省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41-46.

[11]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专题研究组.中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J].科研与决策,2007(3):130-133.

[12] 钟玉明.民工子女学校的尴尬:质量越好学生流失越多[EB/OL].(2004-02-16).[2008-04-16].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content_1316090.htm.

[13]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工子女教育的相关问题研究总报告[EB/OL].(2004-04-16).[2008-04-16].http:/ / 202. 121.15.145/documcnt/home/ mgrt/mgml.htm.

[14] 胡师达.广州省级小学借读费高达6万教育局称收费合理[N].新快报,2006-05-25(4).

[15] 国家教育督导团.国家教育督导团关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公报[EB/OL].[2005-08-03][2008-04-16 ]..cn/jyzx/66592.html.

[16] 陈晓蓓.共沐阳光雨露: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N].中国青年报,2003-12-19(10).

[17] 黄祖辉,许昆鹏.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09-114.

[18] 史柏年.城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问题政策分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1):31-35.

[19] 杨润勇.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政策及其执行中的问题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06(8):3-7.

[20] 何玲,李兵.中国流动儿童政策分析[J].人口研究,2007(3):71-76.

[21] 钱再见,耿晓婷.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路径选择[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89-92.

[22] 孙红玲.浅论转型时期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J].教育科学,2001(2):4-6.

[23] 刘义程.流动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问题的制度性分析[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2):54-55.

[24] 项继权.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2-10.

[25] 韦克难.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原因及其对策探讨[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7(1):66-70.

[26] 范先佐.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教育公平与制度保障[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14-20.

[27] 易承志.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政府治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137-143.

[28] 袁连生.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的探讨[J].教育与经济,2001(4):12-15.

[29] 张铁道,赵学勤.建立适应社会人口流动的接纳性教育[J].山东教育科研,2002(2):3-7.

[30] 范先佐.“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财政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经济,2004(4):1-5.

[31] 王博.关于长沙市区农民工了女接受义务教育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湖南教育,2006(4):6-11.

[32] 朱镜德,史桦鑫,邵梅,等.沪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模式比较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6(6):162-164.

[33] 罗崇辉.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困境与对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57.

[34] 张劲松,尹婷婷.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公共政策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6):74-78.[35] 周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8):57-62.

[36] 张军凤,方芳,张宝贵.我国农民工流动子女义务教育制度的多维度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07(17):14-17.

[37] 郭彩琴.城市中“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不公平现状透视[J].学海,2001(5):180-184.

[38] 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中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129-134.

[39] 于茗.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政策框架设计[J].农业经济,2006(8):71-72.

[40] 朱镜德,朱秀杰,郭彦君.关于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接受完全义务教育机制的构建[J].人口与经济,2007(6):12-16.

[41] 薛二勇.民办中小学“教育券”收费模式[J].教育与经济,2003(2):64-66.

[42] 刘成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操作化——以浙江省为例[J].青年研究,2007(10):24-28.

[43] 夏焰,林群.推行教育券制度,保障流动学童接受义务教育[J].湖北社会科学,2005(3):152-154

[44] 沈有禄,马继迁.教育券保障民办中小学生平等受教育权——兼论“两免一补”政策及其改进[J].上海教育科研,2007(1):12-13.

[45] 韩嘉玲.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J].青年研究,2001(8):1-7.

[46] 吕绍清,张守礼.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1(4):95-108.

[47] 侯靖方,方展画,林莉.杭州市民工子弟学校调查报告[J].教育研究,2002(1):49-54.

[48] 贾西津,冯玲.流动人口与打工子弟学校——无锡市的实地调研[M]//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2-59.

[49] 李炜.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对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寻求合法性的过程分析[D].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50] 武晓萍.在京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J].北京社会科学,2001(3):146-149.

[51] 李蓓蓓.上海外来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调研[J].历史教学问题,2004 (6):58-64.

[52] 龙一芝,杨彦平.上海市阂行区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调查报告[J].上海教育科研,2008(3):42-45.

[53] 吴百花.平等融入: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6):76-83.

[54] 段成荣,梁宏.我国流动儿童状况[J].人口研究,2007(1):53-58.

[55] ANN MAJCHRZAK.Methods for policy research[M].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84.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Obstruction in Execu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y for Migrant Rural Workers’ Children

LIWen-b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

Abstract:There is obstruc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y for migrant rural workers’ children.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children reading in public school is low,and they have to pay high tuition.The level of the private schools where the migrant rural workers’ children are studying is low.The reasons for the obstruction in policy execution are the defect of the policy,the obstacle from the institution and regime,the lack of resources an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execution,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reform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by the county” input system for education,building the education voucher system and the regime of studying in the school nearby,and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electronic system of student eolment information.There is some weakness in the research methods,study angle and norm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Key words:migrant rural workers’ children;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y;obstruction in exec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