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产业发展没有抓住核心就是泡沫，泡沫终究要破灭。理清了创新产业发展的思路和经营的核心产业技术，就不难辨别五花八门的伪概念、伪产业。
随着资本市场的炒作和部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石墨烯技术和产业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在科技炒作背后，中国石墨烯产业是否会重蹈昔日纳米技术始乱终弃的覆辙？江苏省常州市是我国最早进行石墨烯产业研发探索地区，常州市副市长王成斌同时是一位来自南京大学的经济社会学学者，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常州答案。
CEI：从政府和市长的角度你如何看待石墨烯概念和技术过分炒作、鱼龙混杂的局面？这将对产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成斌：石墨烯是可能具有革命性的一种材料，是符合目前中国战略性创新需求的技术。中国的石墨烯技术研究和产业开发目前是可以和世界主要石墨烯研发国家比肩的。
这正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炒作石墨烯概念的前提背景。
之前，中国的产业科技发展模式一直走的是一条模仿、赶超、产业替代的道路。我们跟着别人走过的成功路径，成本低、代价小，同时也没有更多可以炒作的科技“愿景”亦或是故事。
但是，随着我们产业科技的发展，现在科技发展遇到的问题是前面已经没有前人走过的路，我们需要自己摸索。中国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已经没有更多捷径可走，需要战略性产业科技的创新。
石墨烯、纳米技术、光伏产业等技术产业遭到炒作，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是科技、产业成长的代价和成熟需要经历的过程，只是这种代价不要过高，尤其不要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科技创新喊了多年，遇到很多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抓住产业核心。资本市场炒作了半天，投资人和政府最后往往难辨真伪，结果走了不少弯路。
最典型的就是锂电池。产业发展初期，中国和世界几乎同步进行技术研发，但是在技术路线上和产品性能上，一会儿夸大其词，一会儿又说得一无是处。结果，中国的锂电池技术对国外的技术不但没有形成反超，反而距离被越拉越大。
又如碳纤维产业。目前中国大约有五六十家企业都号称在研发、生产碳纤维，但是产业鱼龙混杂。不要说投资者，就连一些军事采购都难以辨别好坏，只能是哪里忽悠得多就往哪里跑，然而，检测结果却是大多数不能满足高性能需求。
作为石墨烯产业，如果继续任凭资本市场无序炒作和鱼龙混杂的局面发展，无疑将重蹈锂电池、碳纤维产业的覆辙。
一方面，各种伪概念和夸大宣传充斥市场，大量投资被白白浪费；另一方面，真正从事技术产业研发的企业却举步维艰，难寻投资。
更重要的是，一旦伪概念企业真相败露，投资炒作泡沫破裂，将严重败坏产业声誉，使新兴技术和产业沦为“过剩”和“骗子”的代名词。到时，即使是真正优秀的石墨烯产业技术，也没有人愿意支持、投资。
CEI：面对石墨烯伪概念，投资人和政府该如何辨别、决策？
王成斌：一定要掌握最核心的东西。然而，一些运作高手动不动就谈投资多少亿元，要做到世界最大。这些经常被资本市场炒作，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乐得跟着炒作。
很少人去关心，是否真的抓住了产业、技术最核心的东西。作为技术、产业发展没有抓住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泡沫，泡沫终究要破灭。当然，这里指的技术产业核心不是学术层面的，而是产业经营的核心。
石墨烯作为一种材料，首先，根本的核心技术是配方，以及基础材料的研发、核心工艺、参数和特殊装备。目前，对于石墨烯薄膜和粉体材料来说，主要是连续性生产和稳定性生产还不足，部分参数还没有稳定，装备还要调整。例如，目前石墨烯膜的生产，只能一炉一炉进行，还不能实现连续化生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核心工艺、核心技术。
其次，石墨烯的产业核心在于材料应用，找到下游产业在哪里？作为一种材料，要做到“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能用”形成全产业链的开发。例如，碳纤维目前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下游碳纤维复合材料问题没有解决好，除了军工领域能用部分，民用领域生产少量高尔夫球杆、羽毛球拍，下游产业应用没有形成，导致产业至今没发展起来。
石墨烯也是一样，常州市在有了石墨烯材料生产以后，要开发下游应用。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应用，那么我们就自己开发。例如，生产出来的石墨烯膜还缺少直接采购、应用，我们就进一步研发做成电容屏，结果得到了手机厂商的采购。
因此，只要理清了创新产业发展的思路和经营的核心产业技术，不自欺欺人，即使概念没有学术上那么准确、严谨，那也不难辨别五花八门的伪概念、伪产业。
CEI：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怎样发现、操作和培育产业核心技术？
王成斌：这里主要是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两手抓”是最难的。哪只手力量大了都不对，平衡最难把握。
这其中的关键不是对市场和政府作用教条地认识，而是需要科学认识、实事求是、把握平衡。
现在人们总说西方国家市场做得好，但是我有一个思考——为什么西方国家市场做得好，而海归学者却要纷纷回国创业呢？
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在市场完善的基础上，政府能够支持得更多，吸引了很多人才回来。尤其在高新科技人才引进上，在产业发展初期，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完全依靠市场是不成的。各国在产业初期投入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
中国能够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依靠市场不行的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支持，在发挥市场经济有活力优越性的同时，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该用市场手段的地方用市场，需要政府的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支持。
要实现政府和市场的互补。首先，要提高政府官员的科技素质，政府官员至少要有较高的技术知识常识，不一定是专家，但是要做“半小时专家”。也许和项目方聊半个小时后，随着问题的深入，“伪专家”的身份可能“原形毕露”，但至少要能和对方进行交流。
其次，要依靠机制、平台。政府没有更多的能力来辨别技术的真伪，这要依靠专业化的市场力量。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形成产业良性发展，才是去除伪概念炒作、辨别伪技术的正路。就像细菌一样，单纯的打压、杀灭，往往连同有益菌也杀死了，只有扶正才能驱邪。
政府通过搭建投融资平台，引入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创投资金。创投资金在技术上有一定的专业把握，在精力上有保证。创投作为股东，他要对投资负责，起到监管的责任，甚至有去美国调查海归创业人才的技术情况。
同时，这样也能避免政府介入企业操作太深的问题。如果政府介入太深，就会导致政府和企业成为“父子关系”，企业完全依靠政府，企业经营不好就怨政府不支持。但是，创投不一样，其是企业化操作，如果出了问题，他和被投资企业打官司一点不含糊。这是政府没法做到的。
CEI：建设这种平台模式固然不错？但知难行易。
王成斌：只能用“形势比人强”来形容。最早，我们产业引进模式，只是依靠简单的招商引资、政策税费优惠。当年苏锡常地区通过这种模式引进了大量的日本、韩国企业，吸引企业主要依靠低廉的成本和市场。
之后，我们发展到孵化器模式。盖好房子，把企业招进来，慢慢孵化。引进的企业2年不倒闭基本就能存活下来，坚持到5年的基本上就能做大。就和母鸡孵蛋一样，只要不是“坏蛋”，就能孵化出小鸡。
作为引进成熟产业和进行技术跟随，可以采用前两种模式，但是要想做根本性的创新产业只能采取“自己下蛋”的方式。
现在到了搭建平台的阶段。先养一只公鸡，把母鸡招来，然后，下蛋孵化。这等于是政府把整个产业引入模式向上下游延伸。目前，在国际上，这种政府加产业平台的模式效果都不错。例如，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新加坡的启奥生物医药园和中国台湾工研院都是如此。这也是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国际先进经验。
当然，这种平台模式的发展也有历史阶段性，要和当地客观条件结合。中国中西部部分区域，产业基础相对弱一些，但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平台模式未必能适合当地发展，招商引资模式也许更适合，这里有阶段论的问题。
常州正好适于搭建这种平台。常州是一个行业资源比较丰富，但科研资源欠缺的地区，正好需要一个平台把二者连接起来，实现科研与企业需求的沟通、衔接。
CEI：有了平台就能防止地方投资冲动，或者政府管理机制束缚了吗？就能抑制资本短期牟利的市场炒作了吗？
王成斌：平台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任何改革和制度建设归根到底还要靠人。
在平台搭建中，政府对于产业长远发展的指导和企业的短期利益如何相互协调也要靠人。
其实，所谓平台就是一座“庙”。庙要有房子、有空间，能给企业遮风挡雨，提供支持与规避风险，更关键的是还要有一个好“方丈”。
建设平台的难点在于体制上缺少空间。国外有财团法人的概念，中国目前还没有，但是制度是靠人创造的，机制作用的发挥也是靠人来完成的，可以依靠拥有综合素质的人才，有经营头脑、经营责任心的平台运营人才。
政府需要培养这种政府的职业经理人，形成人才创造模式，再将成熟模式上升为机制。
从国家宏观政策来看，还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战略创新产业，要在适度竞争的基础上，适当集中几个地区、几个企业重点发展，不要过度分散力量，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诸侯经济，形成内耗。
同时要注意，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具体产业项目，让市场去判断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创新重心要下移，重点发挥高新区、创新创业平台的作用。国家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整体规划和产业平台搭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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