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E模型在新常态下人口红利研究中的应用

基础、变量系数、方程特色以及政策分析的优劣势几方面做了较详细的描述和比较。指出当前中国人口转变迅速发展，人口红利的测算不应仅仅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分析，有必要将正处于深刻变革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纳入人口红利的经济学分析框架。CGE方法将多个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和多个市场联系起来，擅长模拟政策冲击对经济系统产生的效应，能比较全面地反映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对人口红利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CD生产函数法和投入产出法的人口红利研究，为人口因素引入CGE模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数据基础。

关键词：人口红利；文献述评；CD生产函数；投入产出法；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

中图分类号：C9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6-0052-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06

红利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改革红利”、“制度红利”、“结构红利”反映了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模式和步伐。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状况密不可分，人口既作为生产劳动者，又作为最终使用者、消费者，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着各个要素市场。人口经济领域的热门术语“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或“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 Opportunity Window）通常被研究者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来阐释其内涵。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能否直接等同于人口红利？我国的人口和经济形势自21世纪10年代开始双双进入新常态，在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人口机遇”只有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制度环境下才能转化为真正的“人口红利”。结构转变及制度变迁下“人口红利”也具有新的内涵和测算方法[1]，这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国人口转变迅速发展，作为社会结构最基本形式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劳动力、资本国内外市场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结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而由于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都需要一定过程，使得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人口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必然要求对基于社会结构的相关战略设计、制度或政策作出相应调整。某一部门的政策包括单一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已经不再足以应对挑战。彭希哲等指出，应当从长远发展和社会整合视角出发，重新构建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3]。因此，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有必要依据已有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探讨合适的方法与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影响进行全局性和多维度的刻画描述；有必要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对相关政策体系进行整合性研究。

一、CD生产函数法用于刻画人口对经济增长供给因素的效应

现有研究侧重从供给视角关注人口结构对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劳动力供给方面，不仅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活动人口的基础，而且人口结构还影响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资本存量方面，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形成进而引起资本存量的变化。珀特（Poot）还指出，不同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对新技术的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系列的影响[4]。因此，不同国家供给条件的变化不同，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为不同类型的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而供给条件是发展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是发展政策考虑的重点。陆旸、蔡昉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类似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5]。

经济增长模型通常建立在标准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为了考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5-6]，见公式（1）。实际上，此类模型是将劳动力分解为劳动力数量及人力资本的差异，即劳动力投入是不同级别技能劳动力组合，从而，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的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技术进步在内的供给因素都被考虑进来。基于此理论模型，胡鞍钢等不再局限于传统“人口红利”分析框架， 引入两个新的概念“人力资本红利”和“就业红利”，提出了“人力资源红利”新的分析框架。认为不应只关注人口统计学上表面的不利变化， 更应看重经济学上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即人力资本的有利变化[7]。并在此基础上，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综合考量人力资源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大量关于人口红利的回归分析是基于CD生产函数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设置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假设关系。这一框架能够有效地探讨人口对经济增长供给因素的效应，而未能将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产业结构纳入理论框架进行定量分析。也有研究将需求变量、结构变迁变量纳入单方程回归模型。陈卫民、施美程应用单方程回归模型，以服务业比重为因变量，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通过消费路径）。但对服务业内部各分支行业的作用机制的差别缺乏相应的刻画。也未能同时表现人口老龄化通过生产路径，即影响劳动力供给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倒逼产业结构调整[8]。车士义等基于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对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ECM），计算出在我国制度变迁、结构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9]。单方程回归模型适用于描述一系列人口—经济变量关系，在评估人口变化对宏观经济变量如劳动力、投资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供给变量，以及消费、出口和就业等需求变量的影响及短中期政策分析上的应用较好，而其缺陷在于难以模拟各变量关系所隐含的动态结构即经济结构机制以及外部冲击或政策调整和分配效应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