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8年到1929年9月的革命文学论争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茅盾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欢迎<太阳>》、《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作品体现的，在这个时期，茅盾的主要文学作品是小说《蚀》三部曲和《虹》，因此，对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茅盾的分析，将主要从这两部小说进行。
【关键词】革命文学；茅盾；小说
一、《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病态与迷惘
《蚀》三部曲作为茅盾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很好地体现了茅盾的创作思想。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袒露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抑郁：“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1927年南昌起义的失败，茅盾上了黑名单，被迫躲在家中十个月。时局的黑暗、个人生命安危的惊恐使他产生了消极、迷茫、悲观的情绪。这些情绪投射在茅盾的作品《蚀》中，便使得《蚀》的基调一直笼罩在哀婉深沉的氛围里。
《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都是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历程为题材。
《幻灭》的女主人公章静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主要人物是妥协、懦弱并且选择逃避的方罗兰和“积年的老狐狸”胡光年。还有革命者李克，虽然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由于反映了斗争生活，以及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說，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蚀》三部曲的灰暗色调在当时引起了国内部分人的不满，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指出了《蚀》遭受批评的原因：“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并且在另一篇文章《读<倪焕之>》中完整地阐明了自己关于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观点。茅盾认为，创造社、太阳社的人自从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以来，并没有创造出一篇表现“时代性”的作品来，相反，写出了这样的作品的正是被他们斥之以为“厌世家”的叶圣陶，而且《倪焕之》所描写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这更支持了茅盾的论点——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能成为表现时代性的巨著，这样的作品对于千千万万“尚能跟上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有积极作用的。
茅盾在这一时期很鲜明地把自己划归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其文学作品也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茅盾在文字里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是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里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从牯岭到东京》）因此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是基本吻合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心态。
二、《虹》——现实历史的反思与革命信心的重建
在革命文学论争后期，个人的漂泊、社会人生的双重阴影使他对革命文学形成了自己一定的看法。于是茅盾也接受了革命文学阵营批评他的一些建议，着手创作《虹》。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最大的课题在于打破传统家庭与婚姻给女性的束缚，以及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虹》可以说是梅行素作为一个“五四女性”解决这两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两大课题的考验，梅行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小说的前二分之一，着重在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努力摆脱父母之命的婚姻的束缚，勇敢地只身在社会中闯荡，这一部份强调梅行素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建立；小说的后二分之一，从梅行素在泸州教书，到梅在上海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群众运动的道路，参与五卅运动，这个过程是梅行素在社会上找寻人生方向的过程。在作家的安排下，梅行素最后确立的人生方向，就是集体群众运动的道路。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由封建制度叛逆者到革命者，这一历程同时也伴随着茅盾对于现实的审视。
小说对于现实的审视首先体现在，对于五四精神的审视——“从前我是和旧势力反对的，我从家里逃出来，我独立生活，后来又正式离婚，我总算都没有失败，然而究竟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一点也没有。在四川的时候，是看不到有什么国家的，到这里来几个月，却渐渐看见了。”书中的梅行素并不满足于五四所宣扬的新思潮，她向往着“伟大的前程”。“五四”精神重在立人，但是这对于国家民族的解放显然是不够的，这就使得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关于整个名族国家怎样“富强”、独立起来，思考的结果只有反抗，也就是革命。因此，五四精神向革命过渡。
其次是对于革命的审视。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茅盾的心情是灰暗的，经历了革命的失败，作者内心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革命的失望情绪，革命究竟往何处去的忧虑撞击着他，他明显感觉到光凭热情是不够的，《虹》里面有写到革命内部存在的党派斗争，以及革命内部成员对领导人蔑视怀有蔑视的情绪，说明革命内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虹》中对梅行素思想变化的评述，即可看作是茅盾对自己自“五四”以来经历的剖析。茅盾借这部小说回顾五四运动到20年代中期群众运动的历史，并重建了自己对共产党革命道路的信心。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家，“在重新确立信念、重新出发之前，总要站在更高的层次重新审视曾经身处其中，使人迷茫的，混乱的历史。”
从《蚀》到《虹》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文学创作心理的成长。《蚀》三部曲熔铸了茅盾内心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和悲观，而《虹》则更多地站在理性主义的视角上梳理和反思现实与革命。
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鲜明地体现着“为小资产阶级写作”的思想，这一点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国内批评他的文章也不少（有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虚白的《文艺的新路——读了茅盾君的<从牯岭到东京>之后》等）。在以后的创作中茅盾把笔触深入到农民与工人运动等更加广阔的题材中，大概这也是“革命文学论争”对他的启示吧。
【作者简介】
刘周霏，女，汉族，湖南长沙人，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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