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改革氛围日渐浓厚，教育理念比较接近，宣传攻略颇有成效，加上官厅的提倡和扶持，由英国军人贝登堡创设的童子军训练模式在1911年前后传入中国后得到迅速传播。北洋时期的童子军训练由于受政治干预较少，虽然基本没有固定经费，但办者兴致盎然。课程设置方面更多的模仿外国，训练多在户外进行，寓教于乐，从做中学。教育理念上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模式上向立体多元转化，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以及教育内容与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这些历史经验对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无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实际效果；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142-05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国时期的童子军教育组织模式重新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迄今发表相关论文已达30余篇，各级政协刊物上登载的回忆文章亦有数十篇之多，网上传布的文字资料和图片更不鲜见。然而，北洋时期的童子军训练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盛行的主要原因，北洋时期的童子军训练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的实施情况及其成效怎样，其对我国新时期教育制度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兴盛的主要原因、童子军训练的主要特点、童子军训练的实际效果及其历史经验再做些分析探讨，冀求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风行的主要原因
1911年前后，英国军人贝登堡创设的辅助教育模式——童子军传入中国。“比岁以还，成效大显，于是西人所创各校弥不组织。”①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之后，不少国人也纷纷组织童子军训练。到1920年，除上海、江苏外，广州、武汉、北京、天津、浙江、福建、河南、湖南、山西、安徽、山东、吉林、广西、云南等地也都有了童子军。②童子军能于数年之间在中国广为传播，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传统教育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
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教育“摈除了自然科学和除儒学之外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③学生所学知识单一且与社会生产完全脱节。八股取士制度则严重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毒化了士林风气。严复指摘八股式教育“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④欲养人才以强中国，就必须对教育内容、培养目标、办学形式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这在清末民初已成为朝野之共识。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为发端，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向近代化方向艰难转型。庚子事变之后，转型步伐明显加快。随着帝制的终结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们的落后思想意识和陈腐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洗涤。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忙于整军经武，无暇也无力顾及其他，对“教育界基本取放任自流态度”。⑤加之一批留学生相继学成回国，诸多因素合力营造了浓厚的教育改革氛围。其时，教育团体脱颖而出，教育刊物似雨后春笋，新教育实验如火如荼。由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一开始就是学习西方的，像童子军这样经办数年就“风行寰瀛、成效卓著”的教育模式自然会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⑥
2.教育理念有相近之处
童子军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修养品格。贝登堡认为，“一个民族的成全，靠军队的力量是有限的，实在是以人民中品格的高下为根基的”“个人在一生中的成功，品格比知识尤为重要”。⑦合作互助意识与服务社会的精神是童子军应具备的优良品格。为了集体的荣誉，童子军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通力合作。“小队制度是童子军团的基础，是童子军教育活动的灵魂，那是一种真正合作的力量”。⑧服务社会则是童子军训练的核心理念。在童子军事业创办之始，贝登堡就特别强调：“童军与众不同的标志就是无私。童军应该永远先想到他人，努力帮助他人。”⑨当“以‘日行一善’的方法，使他（童子军）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宗教的行为，实行急救工作，救生工作，以及许多十分微细的好事”。⑩助人者必先掌握助人的本领，因此，训练内容比较讲求实用。1906年4月，清廷颁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B111912年9月民国政府公布的教育方针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B12中外相较，教育理念方面确实存在某些相近之处。此外，在训练方法上，童子军与清末民初提倡的军国民教育也有某些相似之处。B13
3.初办者颇有成效的宣传攻略
童子军课程表演和社会服务本是童子军训练的一种方式，倘若这些表演和服务活动发生在众人云集的场合，无疑会产生良好的宣传效应。有资料显示，初办者主观上确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时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沪、粤、汉三地童子军300多人（一说400余人）与会，他们比赛旗语、急救、测量、烹饪、结绳、筑桥、游泳、飞艇、技击等项，并维持秩序、协助救护、收入场券。其新奇美观、竞显活泼精神的服装，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服务，和人所未闻未见的表演，“给参观的人士有深刻地良好印象，于是引起在场里的各省教育界领袖赞赏。回到本省，就以童子军为时代的需要，特别重视提倡，国内重要都市的各学校，纷纷仿学上海童子军的组织与训练，产生许多童子军团体出来。”B14因童子军表演服务而引起观者注意称善的报道不在少数。此外，《申报》、《民国日报》、《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清华周刊》等报刊媒体对童子军活动的密切关注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4.官厅的提倡和扶持
“我国童子军在发展初期之中，所得于官厅提倡之力，也是不少。”B15广东省长朱子桥极力赞助提倡并捐助开办费500元，另每月由省长公署发给百元为经常费。B16京师学务局局长张仲苏对推广童子军事业也“很是热心”。B171917年，他先是组织城内各小学校长主任前往清华学校参观童子军演赛会，然后参照欧美童子军成规及江浙办理情形，厘定《京师童子军办法》，以便各校有所遵循而不违童子军训练的本意。不久又召集京师各校童子军团组织京师童子军联合会，以为联络研究之用，并为该会提供经常费。1918年暑期复筹设童子军讲习会以造师资。B18同年，山西省省长指令各小学组织童子军，江苏教育厅指令江苏童子军联合会开办童子军讲习会。后来，江苏省省长指令年拨2000元补助江苏省童子军联合会经常用费，又准备将各校组织童子军的经费列入预算。B19教育部也有相关文件对童子军训练精神和训练功效表示肯定。由此不难看出，政府有关部门的提倡和扶持对童子军事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二、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的主要特点
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比，北洋时期的童子军训练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1.发展环境宽松，受政治干预较少
北洋时期，全国各地主张童子军教育者多为教育界人士，间或有官方倡办，一般在具体事务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干预。B20汪仁候回忆说：“当时我们从事童子军教育，全出于志愿，非法令督促，又无他人指使。做校长的愿意办童子军，固然就可以在学校里开办起来”“做教员的假使愿意在业余办童子军，只要得到校长的同意，可以在学校里举办，否则可以在学校以外办理。其他任何愿意办童子军的，一样的都可以设法在任何场合中举办，一点不受拘束”。B21类似情形在京师学务局与所属学校之间的往返公文中也有所反映。1917年6月8日，公立第十九高等小学校致函京师学务局，提议该局召集已经举办童子军的各个学校共商组训办法并推定专人进行筹划，“不容一校自为风气。”11日，学务局复函指出，童子军组织的本意在藉军事训练焕发教育精神，起初并不专重一定形式，局方不久前函约各校同往清华参观也只是为了提倡，“若必由本局代予主张，且推定筹办专人规画支用要款，不惟各处非此办法，亦虞减损办事之兴味”，同时示意各校“就地势经济各端，自行斟酌”。B22答复及时且态度明确，不愿对各校内部具体事务横加干涉。即是说，校长教练员都是出于兴趣自动地投身于童子军事业之中。参加者同样不受半点强迫。另外，童子军所有的训练活动也基本与政治无涉。因此有人说，1926年以前的中国童子军教育是“纯粹的民间的教育事业”。B23
2.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
汪仁候在忆文中指出，当时他们举办童子军时，学校里并没有在经费中列入这项预算。要举办童子军训练就得另想募款办法，或者掏自己腰包；学校里也不能出钱聘任童子军教练员，谁愿意来帮忙，就请他来尽义务。担任团长或教练的人，自己还得拿钱出来做制服、买用品。不但拿不到一点薪水，反而还要倒贴钱。江苏省童子军联合会每年开年会一次，当选董事的人每月开常会，连赴会议事往返川资都要自备。B24朱重明也回忆说，当时一般服务童子军教育的同志，均抱有牺牲奋斗之精神，所任各团团长暨教练，完全为义务职，更有不少老同志，深恐自己领导的团部因设备太差不能在全省大会操或大露营中争得优胜地位，而不惜捐助私人金钱。B25另据《申报》记载，1915年广东公学派童子军队员7人赴上海参加远东运动会，所需费用由校长黄宪昭一人临时筹得。同年成立研究联络推广机构——评议部，“是时经费无着，一切费用均由黄君及评议员担任，各办事员均当义务。”B26综合上述信息并参以《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刊载的多篇游艺筹款以及举办活动请求官厅临时补助的报道，可以判定，北洋时期的童子军事业基本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920年以后，只有少数地方政府把童子军事业开支列入政府预算。这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把童子军列为必修课，教练员开始上课支薪是不同的。
3.一切组织、课程和训练等多模仿外国
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的科目大致可以分为初、本、优和专科四级。初级一般讲授“愿词”“规律”“礼节”“国旗”“操法”“结纽”“徽章”“记号”“卫生”等课程。要求每个童子军严格遵守行为规范，做到诚实不欺、孝顺父母、惜物爱人、谦恭有礼、言语纯洁、忠于所事等等。本级通常讲授“方位”“救护”“旗语”“军步”“举火”“炊事”“缝纫”“洗濯”“观察记忆”“礼仪”“服务”“储蓄”等方面的知识。优级大致学习“游泳”“救护”“旗语”“制图测量”“辨物”“星象”“烹饪”“作游记法”“训练初级”等方面的技能。此外，还设有多种专科课程供有兴趣者自由选修。B27训练由浅至深，层层递进，且多为人生必备之知识与技能，反映出童子军训练注重实用的原则。
理想的童子军训练基本上都是在户外。训练也不是外来的强迫，而是出自受训者“内心的冀求”。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活动设计并有充足的实践机会。比如，自1922年9月至1923年12月，福建集美学校第一届陆童子军野外实习多达78次，其中“露宿”8次，练习“记号”“炊事”“军步”各4次，练习“结绳”“方位”“观察记忆”各2次，练习“操法”42次，练习“救护”3次，练习“旗语”5次。此外还有“校外参观”“课外演讲”“远足”“爬山”“旅行”“劳工作业”“野战”“服务”“自动售物”“园艺”“牧羊”“捕鱼”“猎鸟”“养鸽”“骑马”“游泳”“攀绳”等多项活动。其中，“课外演讲”就多达31次。B28该校还于1923年5月组建了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的一支海童子军。配备旗舰、练习艇各1艘，巡海艇2艘，海图100张，望远镜3个，海洋测量器、气象观测器、雾中号角各2个，快枪10支，另置救生圈、救生衣、雨衣、救火器、游泳翼等设备多件。B29较为充足的实习设备以及存于上海档案馆的泛黄照片都能说明童子军训练注重野外活动的事实。
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童子军训练以及传统的课堂教育相比，北洋时期的童子军训练还有一个显明的特征：童子军各级课程的训练，在时间上是可以伸缩的，既允许天才尽速的前进，也可让低能的儿童慢慢地学习。童子军考试随到随考，以个别面试为原则，没有特别规定的考试期限。每次每项考试，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有十数人。因身体原因不能接受某项训练，还可以其他项目来替代，而并不影响其晋级。迥别于呆板固定的学校教育。
三、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的实际效果
童子军训练的主要目在于修养品格以养成良好公民，一切集会、游戏、旅行、露营、服务等种种活动设计，其实都是品格训练的一种手段；训练也比较讲求实用，又提倡自动并与个性相适应，还鼓励创作和户外实践；并且强调从工作中增进能力和提高品质。这样一种训练方式在教育上有何价值？其对受训者个体又将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当时的学术界、新闻界、教育界，以及教育行政机关均给予肯定性评价。早在1915年，就有学者撰文指出：“童子军为儿童教育之始基，能涵养德性，树强健之气质”“育勇敢之性于无形”。B30次年3月，申报登载的一则新闻称：童子军“纯然为精神上之训练”，其能养成儿童“坚忍耐劳、克己爱人之德性”。B311917年6月，江苏省教育会，其时国内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教育团体，它在一份通告中指出：童子军“各级课程不啻为最完备修身作法教材，实大有益于人格之训练”。B321918年，更有学者提出童子军为“当世之最重要而有意义之辅助教育”的观点。在该学者看来，童子军训练能藉儿童喜为应为之事收到强健身体、启发智慧、遵从规律、服从法律、增强团体责任之宏效，即能“增进儿童之道德于不知不觉之中”。B33同年10月，京师学务局训令指称：童子军事业旨在“养成服从规律之习惯、坚忍武勇之德性，并发达公忠爱国之精神”“其裨益于青年之身心，良非浅鲜”。B34不久，这一提议得到了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认可。
与研究者、倡办者和旁观者相比，亲历者似乎更能诠释童子军训练的功效。不少亲历者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童子军训练不仅使他们的身体更加健壮，精神更加愉悦，而且使他们培养了自己的自理自立、自我约束的能力，吃苦耐苦、果敢无畏、奋发进取的精神，爱岗敬业、互帮互助、勇于担当的品德。
在复旦中学受过童子军训练的冷雪樵就曾回忆说：童子军的训练在二十多年中使他得益非浅，其行动的入轨，身体的健康和不少技能的获得“都得益于童子军训练”。B35
在上海广肇义学受过童子军训练的梁文浩回忆：其初入广肇义学读书时，“质本驽骀，性复傲强，遇事任意，不受羁勒，几将去一顽童不远。”从14岁开始接受童子军教育，“渐觉以往事实任性之非，时时加以警惕与矫正”。步入社会后，工作上“兢兢业业，弗敢稍懈”，又“敦品励行，乐群爱众，律己以严，待人□恕”“历廿余年如一日，始终未敢少变”。受训前后完全判若两人。这一切，“实由受益于童子军品格训练，为其基础”。B36
在上海华童公学受过童子军训的奚玉书回忆，其在受训前，起居作息无规律，且“遇事懦怯畏难”，更缺乏对团体生活的认知。但在后来，无论在家在校，均“一洗过去随便习性”，又一改退缩不前、不知奋进的往态。对团队工作，也能切实负责并与同伴同甘苦。不仅如此，“体魄因以日益增强，学校功课亦赖以进步”。后服务社会公益事业20余年，任劳任怨，百折不挠，且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奚玉书将这一切积极的改变归因于童子军训练。B37
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受过童子军训练的杨鼎成回忆：训练不久，他们信守誓词，严格遵守行为规范，“好像基督教徒的笃信上帝一样，无时无刻不盘旋在脑海里。有时穿了制服走出校门，必先检查衣服上纽扣是否钮好，帽子是否戴正，领结是否打好，其他肩章队色袜口等细小地方，无不一一详察。制服穿好了，走到大礼堂里镜子前面，顾影对照无误，这样才走出去。走在路上，精神活泼振作，态度严肃大方，并且祈望在回来的时候，做了善事，心始释然”。B38在童子军界颇有声望的盖其新也说，北洋时期的童子军随时随地都在寻找帮助别人的机会。B39
在天津南开中学有过相似经历的徐观余也是感慨良多：童子军训练以一种大游戏的方式填补了课余和周末的休闲时间，其心灵得到安慰与满足，生活快乐而舒适，对其后来的处世接物、做人做事影响也很大。徐观余认为他自己之所以康健、活泼、乐观、诚恳、豪爽、正直、勇敢、整洁，胸无城府，广交朋友，生活规律而无吸烟、饮酒、赌嫖等不良习惯，是因为这些都缘于其少年时代的童子军生活。B40
上述几人的回忆虽不排除有些许夸张的成分，且也不能映现北洋时期其他单位童子军训练的实际效果，但综合以上各种信息和其时报刊上登载的大大小小难以全部记述的资讯，还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级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可以肯定，北洋时期，不少学校确实有过童子军训练的生动实践，其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北洋时期童子军训练的历史经验
童子军训练模式诞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彼时的中国乃一典型的农业社会，经济文化落后而又战乱频仍，制约童子军事业在华正常开展的不利因素很多。照搬痕迹明显，理想色彩较浓，发展又不太稳定，就全国而言，办得非常出色的学校占比也不是很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然也不可否认的是，北洋时期的童子军训练确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1.从教者必须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北洋时期，凡是童子军训练搞得比较成功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教练员没有把少年儿童当成成人的缩影，一切课程活动皆以受训者的兴趣、能力为依归，“自由自动”、“自发”、“自愿”，“自己做戏给自己看，才真是自得其乐”。B41也就是说，理想的童子军训练，教练员就像一个渔翁，又像一个农夫，顺着少年儿童的本性，依着少年儿童的兴趣和现实需要，因势利导，施以相当的教育，以发挥其特殊的个性，这才是以少年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刻板乏味的知识灌输、片面追求分数而忽略学生品性养成、能力需求和个体差异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这说明，素质教育的理念并没有普遍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亦未真正确立，上述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教育举措与行动都将是无本之木。
2.教育模式应由单一向立体多元转化
童子军训练是以游戏、野外作业和社会服务等为工具，而达到培育良好公民目的的一种教育，是用来补助学校和家庭教育之不及的，并非要取代学校正规教育。它要求年长者给年幼者提供一个康健的环境，以富有吸引力和能滋养身心的活动去填补后者的空闲时间，千方百计鼓励他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发展。事实证明，这种训练模式不仅没有削弱传统的学校教育，有的甚至还显著地提高了正规教育的效果。面向未来社会发展之需要，当前我国教育模式亦应由单一向多元立体转化，真正实现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三位一体，实现常规教育与特色教育的平衡发展。
3.学校教育应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童子军训练之能影响很多人的一生就在于它强调从做而学，给受教对象充分接触自然和社会的机会，在精心设计的游戏、户外活动中，在每日细小的善举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强健的体格，生活的的技术，合作的精神，服务的习惯，和刻苦耐劳的品质。我国的基础教育要想取得质的突破，就必须下大力气纠正知识灌输、道德说教、人为取消学生户外活动等种种错端，精心开发与设计各种社会活动、隐性课程，让学生走出书斋，走出书本，亲近自然，接触社会，实现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密切结合。
4.鼓励和支持教育内容及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北洋时期的童子军训练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基层教育人士主导的教育模式，地方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行政力量的干预很少。虽然没有固定经费，服务亦属义务，但大家的兴致都非常高，很少有“敷衍塞责”之类的现象发生。B42而一旦变成了政府主导，教育工作者的自主自愿一旦转换为无条件执行，其义务劳动一旦转换成在学校里上课支薪，童子军的教育水平反而下降。B43童子军训练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充分说明：过度的行政干预不利于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也有碍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注释
①吴家煦：《参观江苏省立学校第二次联合运动会记及感言》，《中华教育界》1915年第2期。
②B15B19B23范晓六：《中国童子军史》，（上海）二二五童子军书报用品社，1935年，第18—19、36、36—37、39页。
③⑤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4、8页。
④B11B12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1、349、359页。
⑥B30陈烈勋：《童子军》，《清华学报》第1期第4号，1915年，第104、104—105页。
⑦⑧⑩贝登堡著，赵邦荣译《童子军教育原理》，正中书局，1947年，第39、5、18页。
⑨英国童军总会编，王建华、张关林、夏伯铭译《世界童军百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第43页。
B13B20孙玉芹：《民国时期的童子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44、69—70页。
B14B17刘澄清：《童子军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63、65页。
B16B26《广东童子军略史》，《申报》1919年1月8日。
B18B22B27B34孙刚：《民国时期北京开展童子军教育史料》，《北京档案史料》，2006年第3期，第123、128、148，124，131—137，144页。
B21B24B25B35B39B42B43参见盖其新：《江苏童子军三十年》，说文社出版部，1945年，第76、76、68、100、102、76、16页。
B28B29《集美学校童子军纪念刊》，1924年，第37—39、41—42页。
B31《上海之童子军》，《申报》1916年3月4日。
B32《暑假中之教育设施》，《民国日报》1917年6月28日。
B33杜光祖：《童子军教育》，《清华学报》第3卷第4号，1918年，第64—67页。
B36梁文浩：《回忆三十年》，《广义童子军年刊》第3期，1948年，第64页。
B37奚玉书：《体验人群生活真谛》，《广义童子军年刊》第3期，1948年，第45页。
B38杨鼎成：《五载受训，服务卅年》，《广义童子军年刊》第3期，1948年，第57页。
B40徐观余：《在生命中播撒良种》，《广义童子军年刊》第3期，1948年，第53—54页。
B41杜定友：《小老虎》，《广义童子军年刊》第3期，1948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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