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遗训初探

[摘要]遗训是家训的主体在临终之际对子女或其他亲人的训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遗训的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将死者对后事的安排，以及对子女亲人的训诫、对家庭事务的交代等。遗训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思想，魏晋南北朝遗训在思想史、教育史、经济史等多个方面，对了解该时期的社会生活，均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家训；遗训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1-0098-05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教育、家风传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遗训是家训的主体在临终之际对子女或其他亲人的训诫，亦有“遗书”“遗疏”“遗令”“遗言”“遗嘱”“遗命”“遗教”“终制”“顾命”等称谓，一般可分为口头遗训和文字遗训两大类别。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训，前人业已关注，如徐少锦、陈延斌在《中国家训史》中即提到了魏晋时期王祥训诫子孙的《遗令》；朱明勋在《中国家训史论稿》中，更是将遗训与家书、女训并称为汉魏六朝时期家训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加以论述。通过遍检史籍与墓志等出土文献，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遗训的内容分类及文献价值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遗训的内容分类

遗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这一时期遗训的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将死者对后事的安排，以及对子女亲人的训诫、对家庭事务的交代等诸多事项，但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关于自己后事的安排

将死者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涉及丧、葬、祭诸事。薄葬是儒家丧礼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体现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训之中。

曹魏将领郝昭在病亡之前，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邪？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本遗训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让儿子不再当兵为将；二是要求薄葬；三是对葬在何处没有要求。其中后两点都是对自己后事的安排。

同为曹魏将领的田豫，“会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门豹边。’妻子难之，言：‘西门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边乎？’豫言：‘豹所履行与我敌等耳，使死而有灵，必与我善。’妻子从之”。据李杲、王银田《东魏高唐县开国男穆瑜及夫人陆氏墓志考释》，野马岗和西门豹祠附近是东魏、北齐时期的主要墓葬区。曹魏时期，这里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墓葬区，所以，田豫妻子会有这样的疑问。

有“孝圣”之称的魏晋名臣王祥在病危之际，曾著遗令训子孙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块、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精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王祥对自己后事的安排可谓详矣。

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杜预在其遗令中，先是描述了自己见过的邢山郑国大夫子产墓由于节俭而“历千载无毁”，然后指出：“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遂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杜预想效法子产的节俭，以期能使自己的墓葬保存长远。

东晋南朝，生者对自己后事安排的遗令也很常见。例如，东晋、刘宋时期，大臣江夷一生“以和简著称”，“遗命薄敛蔬奠，务存俭约”。南朝萧齐大臣张冲父亲曾遗命曰：“祭我必以乡土所产，无用牲物。”

北朝时期，墓志盛行，在出土的墓志之中，也有遗训的点滴记载。如北魏《李叔胤妻崔宾媛墓志》：“夫人抚复载怀，训诫周悉，断织之诲，日夜每勤，辍食之箴，终年不歇。故能使二子名扬，连华邹母。……至神龟元年十一月十日，故疾弥流，床枕余笃。夫人临危爽悟，辞瞩坚明，敕诲两儿，爰及二弟，發用闵室在言，动以陈门居诰，又命以时殡，勿加文彩，送终礼仪，必存俭约。”

又如，北齐《崔孝直墓志》记载：“及大渐之日，遗令诸子：以煞牲存亡有损，朔望以殖羞从事，敛必时服，无求赠也。”殷宪指出：“这段临终顾命的文字将崔孝直的节操又大大推进了一步。”《魏书·崔孝直传》载其：“年五十八，卒于乡里，顾命诸子曰：‘吾才疏效薄，于国无功。若朝廷复加赠谥，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则非吾子，敛以时服，祭勿杀生。”“志传互见，互为补充。根据《魏书》本传的相关记载，“应当是作者魏收移志入史的”。

（二）关于做人立世的训诫

古人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对子女如何做人的教育，亦即品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子女做人立世是长辈一生的挂念，也成为遗训的重要内容。

对家庭关系的提醒与安排是遗训的重要内容之一。

曹魏青龙三年（235年），宗室中山恭王曹衮在死前令世子曰：“汝幼少，未闻义方，早为人君，但知乐，不知苦；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也。接大臣，务以礼。虽非大臣，老者犹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膝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大罪恶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嗟尔小子，慎修乃身，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闺闱之内，奉令于太妃，阃阈之外，受教于沛王。无怠乃心，以慰予灵。”曹衮向世子交代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和家庭关系，以使在其身后，自己的儿子能够更好地继承家业。

晋文帝文明皇后王元姬临死时“流涕”交代其子晋武帝司马炎：“桃符（司马炎同母弟司马攸）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做母亲的临死还要深情嘱咐，唯恐兄弟发生矛盾影响家庭和谐，从而引起国家的动乱。

北魏时期，出身清河崔氏的崔光韶也曾将身后事告诫子孙曰：“吾自谓立身无惭古烈，但以禄命有限，无容希世取进。在官以来，不冒一级，官虽不达，经为九卿。且吾平生素业，足以遗汝，官阀亦何足言也。吾既运薄，便经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后，不須合也。然赠谥之及，出自君恩，岂容子孙自求之也，勿须求赠。若违吾志，如有神灵，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饮食未曾一片不同，至于儿女官婚荣利之事，未尝不先以推弟。弟顷横祸，权作松榇，亦可为吾作松棺，使吾见之。”崔光韶以自己与孪生弟崔光伯的亲身经历告诫其子孙，教导他们兄弟之间要和睦。

对后代立身处世的道德情操提出告诫，也成为遗训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文提到的西晋王祥遗令中，就提出子孙要以五德为立身之本：“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正因为王祥教子有方，其子孙贤才辈出。其长子王肇、三子王馥均官至太守，长孙王俊守太子舍人，王馥子王根为散骑郎。

北魏名将源贺在遗令中敕诸子曰：“吾顷以老患辞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炻。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已。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源贺对子孙品德言行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训诫，其要求可谓全面而又具体。

有时，遗训亦有劝学之义。西晋隐士范乔“年二岁时，祖馨临终，抚乔首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告乔，乔便执砚涕泣。九岁请学，在同辈之中，言无媒辞。”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战乱，遗训中也有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故国的思念，以及对国家的热爱。东吴陆绩在“预自知亡日”的情况下，乃为辞曰：“有汉志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又曰：“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体现了陆绩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晋代，出身范阳卢氏的文学家卢谌，“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范阳卢氏为河北望族，卢谌虽在西晋灭亡后颠沛流离，先后归依多个地方割据势力，出仕后赵、冉魏等政权，但他依旧不忘的是对故国的思念。

北魏道武帝平定河北地区之后，原河北地区的汉族士人有些与北魏政权合作，有些不愿合作，原仕于后燕的河北士人宋隐，在临终时对其子侄说：“苟能人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若忘吾言，是为无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归食矣。”

北魏名臣崔光在病重时，“气力虽微，神明不乱”，敕子侄等曰：“谛听吾言。闻曾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报国。修短命也，夫复何言。速可送我还宅。”

（三）关于家庭事务的交代

家庭事务琐碎复杂，身后家庭事务如何安排，是将死者关心的重要话题，也是遗训的重要方面。

孙吴丹杨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在李衡死后20日，其儿将父亲遗言告诉了母亲。其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到了“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李衡这是在遗言中交代了其留给子孙的一份遗产——千株甘橘。

前赵昭文帝刘曜之妻刘氏在病重之际，“曜亲省临之，问其所欲言。刘泣曰：‘妾叔父昶无子，妾少养于叔，恩抚甚隆，无以报德，愿陛下贵之。妾叔皑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许之。言终而死，伪谥献烈皇后。以刘昶为使持节、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进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张氏为慈乡君，立刘皑女芳为皇后，追念刘氏之言也。”刘氏对身后家庭事务向夫君做了请求。

遗训中也有统治者对后代的交代。

三国时期，刘备曾遗诏敕后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天，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各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寝疾，顾命（同母弟）宋繇曰：‘吾少离荼毒，百艰备尝，于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慑然，当不复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诫危殆之机。吾终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

南朝宋武帝刘裕“疾甚，召太子诫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又为手诏曰：‘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可以台见队给之。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仗既不许入台殿门，要重人可详给班剑。”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遗训的文献价值

遗训是家训的主体在临终之际所做的训诫，其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训，在思想史、教育史、经济史等多个方面，对了解该时期的社会生活，均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思想史价值——反映丧葬观念

从前文我们提到的遗训可以看出，许多人要求薄葬，此不赘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丧葬观念。对于薄葬的原因，时人看的也很清楚。如西晋皇甫谧在其论“葬送之制”的著作《笃终》中言：“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陪葬品越多越容易招来盗墓贼，看来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时人也是很明白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生前十分豪奢，但其遗训仍强调要薄葬。例如，《晋书·夏侯湛传》载：“湛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没，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论者谓湛虽生不砥砺名节，死则俭约令终，是深达存亡之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期，佛教、道教对该时期人们的丧葬观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在遗训有着明显反映。南朝萧齐豫章王萧嶷在临终时对其子子廉、子恪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棺器及墓中，勿用余物为后患也……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体现了佛教已深深地影响了其生活。北齐《夫人赵氏墓志》：“夫人精心练行，遍览诸经。临终遗属，委财三宝。朔望奠祭，不得辄用性灵。”赵氏更是遗嘱要“委财三宝”，可见佛教对其影响之深。

从上述遗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思想广泛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佛道思想的影响并无排斥之意，这一点不像后来理学发展的宋代。

（二）教育史价值——反映家庭教育

《论语·泰伯》有云：“鳥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在临终前的遗言，最能表现出来一个人的真实思想，也许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想说的话。

三国时期蜀汉的向朗遗言戒子说：“《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他教导儿子“惟和为贵”，反映了他的家庭伦理观。

与此相比，北周大将贺若弼之父贺敦的临终戒子就显得尤为悲壮。贺敦“以武烈知名，仕周为金州总管，宇文护忌而害之。临刑，呼弼谓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

（三）经济史价值——反映家庭生计

在临死之际，把家庭生计进行交代，这样的遗训有着其较为真实的经济史研究价值。

南齐宗室萧景先遇疾后遗言曰：“此度疾病，异于前后，自省必无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谬充戎寄，暗弱每事不称，上惭慈旨。便长违圣世，悲哽不知所言。可为作启事，上谢至尊，粗申愚心。毅虽成长，素阙训范。贞等幼稚，未有所识。方以仰累圣明，非残息所能陈谢。自丁荼毒以来，妓妾已多分张，所余丑猥数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儿、玉女、美玉上台，美满、艳华奉东宫。私马有二十余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应私仗器，亦悉输台。六亲多未得料理，可随宜温恤，微申素意。所赐宅旷大，恐非毅等所居，须丧服竞，可输还台。刘家前宅，久闻其货，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启官乞足。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不须余营生。周旋部曲还都，理应分张，其久旧劳勤者，应料理，随宜启闻乞恩。”

这是一则典型的处理家庭事务的遗言，具有重要的经济史价值，正像高敏先生指出的那样：“此为一位封侯者死时关于家产处理的遗嘱。于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奴隶从事生产的情况。”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训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将死者对后事的安排，以及对子女亲人的训诫、对家庭事务的交代等，在思想史、教育史、经济史等多个方面，均有着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对魏晋南北朝遗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探讨，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遗训进行对比研究。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