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治中的逆向参与机制 什么是逆向参与？政治参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走进去与走进来。公众参与是人民走进政策制定“黑箱”，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者：逆向参与是决策者走出来，深入人民大众，与人民打成一片，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实行民决。
搭建组织网络 搭建组织网络 从新加坡自治时期开始华人是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支持力量，后来党内左翼担心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后被清算，宣布退出行动党。由此行动党的社会基础被削弱，在争取选票的时候受冷遇，因此决定学习左翼，搭建基层组织网络，争取大多数华人的支持。
新加坡的基层网络组织有三个节点：人民协会、劳资政委员会和民情联络组。
人民协会 人民协会整个基层组织网络的核心节点。形式上，人协网继承了英国的基层治理经验，接管了殖民者留下的28 个社区中心。实质上，将共产党的逆向参与机制注入社区中心，重建基层政治。
今天，新加坡共有107个社区中心，也就是107个民众俱乐部，分布在中区、西北、东北、西南、东南五大区。将不同群体的人整合，来减弱城市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重建左领右舍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
人民协会建立了1800多个基层组织，在社区俱乐部的领导下组织人们参加活动，传达民意。这张基层组织网络呈现为金字塔结构。
蓝色是最高领导组织，绿色是中间组织，橙色是最低层组织。
每个社区中心都是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运作，解决问题，丰富社区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同共产党一争长短，进而超越他们，借此渐渐夺回部分共产党培养的基础。”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中看到最高领导组织、中间组织和最底层组织加入人民协会成为新加坡基层组织网络节点的时间不完全相同。他们把不同年龄、种族、收入人群整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的便利，全面周到，细致入微。
劳资政三方委员会
新加坡政府认为“只有和谐的工业关系，才能造就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大力推动人力资源部、全国职工总会与雇主联合会之间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借此协调劳资关系，维护工业安宁。在这种合作主义机制中，政府居间主导，推行集体谈判制度，既限制劳方的罢工权力，又防止资方任意解雇劳动者，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劳资政三方建立合作关系，使政府可以有效制定和推行各种有弹性的工资政策；既可以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促使资方让利，让工人分享经济成果，也可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说服工人减薪，大家共渡难关；既有助于吸引外资和经济转型，也有助于稳定就业人口与经济秩序。
民情联络组 民情联络组 5 居中连接政府各部门，直接面向政府服务的消费者，旨在促使处于中央与基层之间的官僚制行政机构主动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防止他们脱离民众生活。
物色基层领导 新加坡从执政党和民间社会两方面物色基层领导，发掘受过教育、能言善辩、有管理才能的社会中坚分子，充任基层组织网络的骨干，这是逆向参与机制实际运作的重要内容。
执政党是基层网络的组织中枢。自下而上，新加坡执政党的组织体系由党支部、党国会议员和中央执行委员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决策者，掌握党内最高权力，大部分中执委员同时也是内阁阁员。党支部是党的基层领导，是党的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是中执委（决策者）与党议员之间的中介。总理公署部长是人协基层网络的神经中枢，负责将基层声音传递给最高层的内阁，这给各政府部长施加了无形的压力。其他基层组织的领导则由具有奉献精神的各界社会精英担任 这些担任基层领导的活跃分子包括退休的前政治精英、行政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仍在工作但业余时间积极参与基层公共生活的各类精英也属此列，在他们的感召下，年轻一代传承前者的政治和社会经验，也踊跃参与社区活动，在各种公共活动中接受政治训练，因此新加坡的第二代政治领导层，很多都有类似的基层政治经验。
构筑制度机制 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定期接见选民、挨家挨户访问和全面照顾居民需求，是 新加坡逆向参与的制度机制。如图4所示，新加坡的基层组织网络以居住区为中心，覆盖全体新加坡居民，这是制度机制的作用范围。
“议员从人民中来，就要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是党的行动指南。定期接见选民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政策。
1、 下乡访问 2、 逐户遍访居民 3、 定期接见选民 4、 全面照顾居民需求
结论：逆向参与与双轨政治 新加坡逆向参与机制的最大政治效果，就在于建立了畅通的双轨政治轨道，将政治压力下移到最基层政府，将政、党两方面的压力前移到，让议员、官员直接接受来自民众的政治与社会压力，直接了解民情、参与民生、听取民意、关怀民需、争取民心。
1、 上情下达 上情下达的轨道，依附于政府的科层制结构，。对于新加坡这样只有一级政府的地方而言，尤其容易。政治领导核心、内阁、国会的决策，可以通过在社会中铺设各种自上而下的管道，也就是各类基层组织，直达社区、家庭和个人。这些基层组织发挥着向民众解释政策，说服民众接受的功能，并在必要时通过基层领袖充分组织和动员一般大众。
2、 下情上达 新加坡通过人民协会、劳资政三方委员会、民情联络组这些上下沟通的节点，收集、吸纳基层民众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及时传达给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总理，建立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3、 压力下移 在只有一级政府的城市国家，赋予政策执行者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是非常必要的。新加坡政策执行的压力总是下移的，也就是直接回应基层民众的需求，这种压力机制的最基本用意就是用民众意见消解科层制的僵化，防止垄断行政权力的专业官僚脱离社会生活。大国的基层治理，也需要这种压力下移、前移的政治机制。
从自治时期开始，作为政府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新加坡的公务员群体就被施加了两种压力：政治压力、社会压力。政治压力是自上而下的，来自政治领袖，他们要求高级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不能被动等待人民找上门来，而要组织各种基层调查委员会，主动了解普通民众的需要，尤其是回应穷人等最下层的吁求。社会压
力是自下而上的，来自人民大众。社会压力通过民众直接上传给职能部门、政府部门之间协调监控两种渠道传递给高级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
欧老师的结论。五十年来，新加坡将逆向参与机制与选举政治结合在一起，从时间、空间、内容和功能上，构筑压力前移、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拉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全面照顾民众需求，可以说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连续赢得十二次大选，维持五十一长期执政的一个主要原因。逆向参与的新加坡经验，很值得今天的中国反躬自省。
大家好，今天由我，卫居正和马琛向大家展示《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和《新加坡政治中的逆向参与机制》两篇文章。
那么首先，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选主是否等于民主？以及选举越多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更加的充分？作者在文章中给予了自己的解释。不过首先我要先向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选主：是指一种以神圣选择权自居的政治环境，它并不充分满足民主的价值需求。换句话说，可以理解成人民参与治理是通过选别人来替自己做做主。
那么，其实美国就是十分典型的选主制国家。美国一直奉行的自由民主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其较高程度的选举制。
传统的宪政民主叙事认为：选举是公民参与自治行为的首要方式。选举让老百姓有机会通过促使代议士承担民主责任，来行使“主权”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也好，在绝大多数国家也罢，在大多数情况下， 年轻民主制下的公民参与都被缩减为选择领导人这一行为。
也就是说，在获得人民接受被统治地位的初始同意上，选举是必要的，但在这之后，公民参与就不再招人待见了。甚至于对于很多美国制宪者来说，投票的社会意义就体现在它是一种“欢呼式的仪式， 一种承认（以及重组）候选人优越地位的公共行为。” 就连詹姆斯·麦迪逊也认为获选行使行政与立法权的人， 理应来自美国本土贵族，即有钱有势的人。
这就导致了选举的功能变成保障方便好用的精英统治，其内在逻辑是，人民既然已经参与了官员的选举，就应该遵从他们 。
同时，我们也很明确，当今利益集团在美国选举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金主作用。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今政客们关乎的利益，往往不但与选民有关，更与利益集团有关。也就是说，今天政客们的首要关键关系人并不是选民，而是其他内
部人。这就导致了与出资助选的金主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水平关系”）， 取代了与选民之间的正式关系（“垂直关系”）
，所以当选官员成了金主、说客及其自身私利的代理人。
在这养的局面下， 选民们对这种政治体系狐疑满腹 。在一项全国民意测验中，过半数受访者、超过三分之二的黑人受访者，非常怀疑自己的投票是否算数。甚至很多公民觉得事不关己，政府成为陌生权贵，自己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样的所谓的民主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所以通过美国选主制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选主制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
1、选举太容易鼓励贵族式驯顺。选民被训导将自己对官员的权力龟缩于一个神圣的选择时刻。这个过程让他们屈从于当选官员的判断、品格或者眼界，直到下次选举到来。
2、这个过程导致代表们将自己视为金钱施主的代理人，而不是选民的代理人。与官员保持不间断联系是选举施主们的利益源泉。相比之下，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间歇期，选民们实在无法让自己在选举日的决定产生预期结果。
3、赢者通吃制选主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所谓赢者通吃制，实际上就是指99%的选票和51%对当地来说没有区别。在赢者通吃式选主制下，选区划分将实际选择权从选民手中夺走，转交给政客。现任政客控制着选区划界权；他们可以选择选民。通过选区划界，现职政客实际上提前决定了选举结果，他们倾向将选民驱赶到人为划定的政治单元之中，把选民与代表栓在一起，赋予同一种身份：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福音派基督徒或主张堕胎合法的女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让在位者得以保持对该选区的政治控制。
作者的主张是，专注于选举，无法实现它所承诺的对全体人民负责，在赢者通吃的政治环境下尤其如此。尽管现代代表观暗示代表在某些方面受被代表者意志的约束，但代表在历史上是被选出来约束其选民的，而不是相反。
但这并非主张我们应该放弃选举。
相反，我是想说，对于民主问责、民主结果和民主过程而言，无论选举本身如何进行，只有选举这个工具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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