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雷海宗先生近年已被誉为“历史学家”、“史学大师”，然而盛名之下是否有相对应的学术成就学术评价只能根据其著述来判定。《伯伦史学集》一书将雷先生的主要历史撰述基本收录于内，只要客观、公正地加以审视，则可发现在所收各文中论点、论据以及学术方法，舛误充斥，实在乏善可陈。雷先生在宏观上，热衰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不做深入研究和验证，而不惜削足适履；在具体问题上，对历史考据根本没有入门，却硬选难题，罔顾史实，随意定论，这是其治史的致命伤。学术界应当以学术理性的精神，重新作出公允的学术评价。
【关键词】雷海宗 构建历史体系 历史考据 学术理性
雷海宗（1902—1962年）先生在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业甚早，而除1940年至1942年因随从林同济、陈铨等人形成学术、文化上的“战国策派”受到瞩目之外，生前在学术上不显于世。但自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对雷海宗的学术赞誉之声日益高涨，直至号称“历史学家”，甚至加以“史学大师”名衔。在学术史上，确有学者在世时声名不显，如清代的崔述，而历时愈久则越显现出学术造诣的精湛。雷海宗先生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查迄今所有的赞誉之词，颇少切实的学术依据。“历史学家”之类的名衔，不能随意滥加于一般的历史学科从业者，必当通过对其史学建树作出公允的学术评析。否则，其论文、论著原文俱在，迟早要经受史学史研究的严格审视。
一、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的根本性谬误
雷海宗先生受到学术界、理论界的瞩目，实际缘于参加到“战国策派’，内发表议论。当年“战国策派”的主张刚一出现，立即受到左翼学者从政治角度的严厉批判。“战国策派”的论说本来就是议论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予以政治性批判并不为过。但作为“战国策派”理念基础之一的“文化形态史观”，特别是雷海宗先生关于中国经过“两周”的历史循环论，应当予以理性的学术审视，廓清当前存在的随意发挥、无原则赞誉的理性迷失。“文化形态史观”是德国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历史观念，其特点是将世界不同区域的历史先验性划分为若干“文化”，并且为之规定从产生到衰亡的几个阶段。“战国策派”的林同济、雷海宗二人皆秉持这种历史观，以此构建宏观历史框架，而具体见解则稍有区别。
雷海宗先生热衷于构建历史体系的框架，却不肯予以认真研究和检验，表现为极端的主观先验论特色。他在1942年发表的《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根据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提出历史发展必经的五个阶段：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但套用在中国历史，发现很难料理，不得已砍成两截，每截仍是五个阶段，于是宣称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以至最近为第二周”，并且列表说明。然而略一推敲，即可知其牵强附会、漏洞百出。例如，仅仅因为春秋时期有邓析、孔子等人，宋代有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就定性为分别处于两个周期的第二阶段，稍有历史知识就能够看出这完全不伦不类。秦朝、两汉被置于第一周的第四阶段，晚明至盛清为第二周的第四阶段，那么二者有何共同特点呢？雷先生在列表中填写了汉代的经学训诂、盛清的汉学考证。用这样片面、皮相的比附来判定整个社会形态，十分偏颇。汉代的显学乃是今文经学、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论和东汉的谶纬学说，训诂学并非占据主导地位，岂能为了满足其中国历史循环论框架，就不顾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更有趣的是，雷先生说中国文化第二周“在政治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只能墨守秦汉所定下的规模，但思想文艺上，却各代都有新的活动”。政治如果无新的进展，只能意味着生造的周期及其阶段之说不能成立，但他却抽出思想文艺来为整个社会定性，于是在文章之中列表，把中国两个周期之五个阶段变成了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的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裂时代，这样就把刚刚套用在埃及、希腊历史上的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时代五阶段也丢掉了。当然，即使作出如此变化，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五德终始论、谶纬学说等十分畅行的两汉时期，竟然不归于宗教时代或哲学时代，而硬说是哲学破灭的时代？
早在1936年，雷海宗先生发表《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一文，就提出了中国已有两个周期的说法，而“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嗍这当然不像个周期循环的样子，但至少还未敢肆意牵强附会、硬立名目。而上述1942年的文章，就给“第二周”每个阶段定了专名，弄得更加混乱且前后抵牾，可见其学术见识乃沿着错误路径每况愈下，更深地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淖。
“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中国的努力方向是“建起第三周的文化”。雷先生描述第三周的可能性时说：“如果能够作到，思想学术方面的前途就很可乐观。”可是按照雷先生的文化形态循环论，中国“第三周”文化的第一阶段，是应当属于封建时代或宗教时代，他自己在同一文章中已经描述这个阶段“是宗教的天下”，“团体和个人的许多例行事务，几乎都为宗教的规则所围范”，怎么可能会对“思想学术方面的前途就很可乐观”呢？显然是把刚刚制造的中国文化周期循环框架全都忘记了。
雷海宗先生对于文化形态史观的阐述，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错误倾向的集成，例如强行构建历史体系、随便臆测、生硬比附、罔顾史实而不惜削足适履，而且从表面性的个别历史现象就敢于得出宏观性结论，等等。这些谬误的思想方法也表现于他的其他论著之中，均为历史研究的大忌。
二、评雷海宗的历史考证
热衷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的学者，一般不善于、甚至不屑于做具体历史问题的考证。但雷海宗先生是个例外，2002年出版的《伯伦史学集》开卷第一篇即为《殷周年代考》，这是选取一个极其复杂、十分艰难的课题。众所周知，1996年开始的中国上古史“断代工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殷周年代”，经过调动多学科专家分工合作，投人大量经费和耗时几年，得出的结论仍被学术界许多学者质疑，可见其难度之大。但这个问题在雷海宗先生手中，则处理得无比简单。
相关热词搜索： 学术 评价 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