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关键词〕 科举停废；保存国粹；存古学堂；尊经学堂；达材学堂；明经学堂
〔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54-11
光绪三十年（1904）②，湖广总督张之洞饬令在湖北兴办存古学堂，力图以学堂这一“新”形式来保存国粹，此后各省纷纷“参仿”兴设。该校成为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体系中尝试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有全国性的办学规模和长久影响。③唯张氏为该校“殚心竭虑，筹计经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始正式进呈《创立存古学堂折》。〔1〕
而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准“立停科举”，并饬令“各省督抚、学政责成办理学务人员，注意经学暨国文、国史”。此外，“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各省督抚学政每三年保送举贡至京师考官职，以便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2〕此后不久，豫、湘、赣等省相继有以上述政令为据并“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湖南方面更明确提出参仿湖北存古学堂办理，清季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由此而与立停科举有了较直接的关联。且上述三省的办学方案皆先于湖北的拟办存古学堂规划进呈中央政府，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此后保存国粹办学进程，更直接关涉到存古学堂与“书院考课”的区别这一清季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的重要面相。
张之洞在奏设存古学堂时即“特别声明”：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似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与鄂省存古学堂之办法判然不同，毫不相涉”。〔3〕罗志田教授已指出，张氏此言意在明示存古学堂“与‘书院考课’这一旧形式的根本区别。存古而必出以‘学堂’的新形式，且划清与书院的界限，恰是其‘新’之所在”。〔4〕关晓红教授在研究晚清学部时，也注意到学部对湖南奏设景贤等学堂持否定态度。〔5〕关教授并在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将“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作为“科举停废后乡村士子的实际出路”之一进行论述，是目前所知对这一官方举措最详实的研究。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关教授另有《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清季停罢科举的链式效应》（《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等文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相当值得参考。笔者在考察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时，曾述及学部对豫、湘两省奏设尊经、景贤等学堂提案的批驳。详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但整体看，清季立停科举与保存国粹相关的面相未得学界充分关注，迄今未见专门以此为题的研究论著。本文拟以相关档案、清季报刊、时人文集等资料为据，重建清季豫、湘、赣三省兴设尊经、景贤、达材、明经等学堂的相关史实，进而考察这些学堂与张之洞兴设存古学堂方案的异同，希望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我们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一、河南尊经、湖南达材、江西明经等学堂的兴办进程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河南巡抚陈夔龙、学政王垿奏请在省会设立尊经学堂。这里及下段所述详《河南巡抚陈夔龙、学政王垿会奏遵旨拟设尊经学堂及师范传习所，以保国粹而广师资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六日，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28-530页。此举的直接缘起和重要依据是同年八月四日得到谕准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以下简称《立停科举折》）。
河南方面的奏折开篇即引当年八月四、六两日关于各省一律停止乡会试、岁科考试，专办学堂的上谕，进而提出，袁世凯等人《立停科举折》奏请饬令各省切实遵办的“切要办法”，第一条即“尊经学”。若“坐令四方老宿，皓守穷经，而不能证明心得，以为国家致用，良足惜也。况当此振兴学务之际，设绩学老成之士，因不合时宜，废然自弃，人皆目经学为迂疏，不复专心致志，以蕲通作述之精意，第恐舍本逐末，不数年而国粹荡然矣。然则为今之计，尤以培植穷经之士，以保存国粹为先务”。河南省城原有大梁书院，光绪三十年改为大梁校士馆，“今科选既停，诸生应归师范学堂肄业”。而袁世凯等《立停科举折》原奏内又有“拟令各督抚学政每三年一次，保送举贡入京肄业”一语，故“拟即改大梁校士馆为尊经学堂，专考取通省举贡入学肄业，暂以百人为额”。学员“毕业时，择其最优者，咨送学务大臣考验合格，量予奖励，并升入学堂各分科，为日后递升通儒院地步，仍由臣等随时考察，习知其学问品行。将来三年保送时，亦可有所选择，不至滥举”。显然，河南方面拟办尊经学堂是因应中央政府停废科举政令的办学努力之一。河南省城原有明道书院，“向由学政调取各府州县高材生前来肄业”。陈、王二人在拟设尊经学堂的奏折中，并以科举既停而“以前生员仍奉旨量予出路”，呈请将明道书院改为“师范传习所，专调各县绩学生员考取肄业，暂习简易科”。
在湖南，士绅的“存古”热情较高，且发端更早。光绪三十年下半年，在籍工科给事中冯锡仁、候选道张祖同、江苏候补道程龢祥等人即联名公呈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认为前任湘抚赵尔巽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准将岳麓书院改建高等学堂，是“变通往制，改弦更张”。岳麓书院为“先贤遗迹所留。若付之不甚爱惜，士林恫之”。且该书院“为全省士子聚集之所，各属每年来学者众，寻师访友，通声气而便取资，莫此为善。今废弃之后，风气隔阂，全省血脉为之不灵，于外郡县人士尤多未便，非另行设法通筹，奚以慰儒林之觖望”？岳麓书院东北旧有屈子祠，本在高等学堂校址外。冯氏等人呈请扩充其堂舍，缮葺其墙垣，“略仿令德堂之例”，创建“岳麓爱礼堂”，“聊寓告朔饩羊之意”，并“彰存古之义”；延请“品优学粹、夙孚众望者一人为堂长；学生以百数十名为率，斋舍约广容三百人。未经取额，亦准住堂”。该堂“参用通儒院新章”，“专崇正学，以扶世翼教为主”。“经术文章，培成根柢，进而究当世之务。在在以适用为依归，亦可研习乎声光化电之途而推之实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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