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春秋

护送原子弹

随着首次核试验的日益临近，保卫保密工作也越来越繁重。1963年，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总政调赵印江任基地保卫处处长。这时分工许瑞忱主管试验工程和试验用的“产品”（原子弹）、设备和效应物运输中的保卫保密工作，以及同地方公安机关的协调工作。

1964年3月21日，中央成立了核试验任务保卫保密领导小组，统管军队、地方有关试验中的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总政保卫部史进前部长任组长，公安部某局程诚局长任副组长。5月，史部长、程局长来到基地检查指导保卫保密工作，然后去新疆自治区公安厅通报有关情况，基地派许瑞忱陪同。

临返回那天，马兰路旁垂柳吐絮，马兰花盛开；到了托克逊，气温已经很高，小孩子已经光着屁股在溪沟里洗澡了；到了大坂城，却又狂风大作；然而到了乌拉泊，又飘起了雪花。程局长风趣地对许瑞忱说：“新疆真是太大了，一天就过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首次核试验，运入试验场区的物资，从原子弹部件、测试仪器及指挥保障器材，到供效应用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多达1000万吨。而最关键的是如何把原子弹安全秘密地运到试验场区，并精心装配和放置到供进行核试验用的百米铁塔上。

在当时要把原子弹安全保密地运到试验场区，实际困难很多：不仅要防止敌人破坏和窃密，更重要的还是技术上的要求，如怎样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以及温度、湿度、震动等都要保证在规定标准的安全系数范围之内。

为确保第一颗原子弹的运输安全，1964年8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专门听取汇报并研究了原子弹的运输安全问题。会上，周恩来总理指出：“运输工作要做仔细，做周到，防止意外，每个环节都要加强保卫保密工作。”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公安部、铁道部、核工业部、总参军交部、总政保卫部、国防科委、空军、新疆自治区、核试验基地和各有关单位，都指定专人参加了原子弹的运输工作。原子弹的全程运输安全由核工业部九院乔献捷副院长和公安部某局高伦副局长总负责。原子弹运至新疆辖区，成立了乌鲁木齐转运指挥部。新疆自治区公安厅侯良厅长、崔世范处长、朱文良科长和许瑞忱作为转运指挥部的成员参加并组织了转运工作。

原子弹进入新疆地区后，采用专机空运、铁路和公路运输三种方式。正式启运前，侯良厅长带领乌鲁木齐铁路局公安处长罗锦玉和许瑞忱等人对沿途的路况进行了勘察和分析。

第一步，对从原子弹进入新疆境内的星星峡直至乌鲁木齐火车站铁路沿途情况进行了勘察。

第二步，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到乌鲁木齐地窝堡民航机场进行了仔细勘察。这个机场当时还很小，都是沥清跑道，滑行道很短，只能起降伊尔-12型和安-2型飞机。为了搞好从火车站到机场这段路的运输，许瑞忱同公安厅崔世范、朱文良连续几夜不睡觉，查看这段路夜间行车规律，选择什么时间用汽车将核弹运到机场为最好。白天公路上各种车辆多，行动目标太大，但又不能实行戒严，一戒严就等于告诉别人有重大行动，反而更不利于安全保密。经过几个夜间察看，发现凌晨2点至4点公路上车辆最少。

第三步，由许瑞忱和朱文良考察了从乌鲁木齐火车站至马兰近400公里公路的沿途情况，尤其是对每座桥梁、涵洞以及每个拐弯处更是认真仔细的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天山山脉深处有一段路况非常不好，从路标80公里到101公里这一段路弯道多，不少是急弯，有的甚至是直角弯。要保证转运原子弹部件汽车的长途运输安全，这20多公里地段是“卡口”，是关键，但又同样不能采取戒严措施，怎么办？许瑞忱和朱文良又连续几个昼夜在这些地段进行观察，摸清了这几个关键地段的车流量规律：也是每天凌晨2点至4点车辆较少。

对所有路况摸清之后，根据周总理“要模拟运输演练”的指示，研究制订了详细的转运方案，对“产品”的包装、装卸、转运、保温、防震以及运输过程中的保卫保密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并于8月中旬先用模拟弹按预案进行了一次运输演练。

8月下旬，原子弹正式启运。从安全角度考虑，为组装原子弹所使用的重要仪器、设备中，体积较小重量轻的核心部件及危险品，由专机空运，许瑞忱始终跟随飞机组织了安全保卫工作。“产品”和其余仪器、设备，采用公路运输。

8月22日上午10时（乌鲁木齐时间早8时），一支载着原子弹的神秘车队从乌鲁木齐浩浩荡荡出发了。

车队最前面一辆是前导车，由朱文良身着交警服，手里拿着指挥旗，像交通警察一样在前面开道。

第二辆是刮路机车。当时的南疆公路都是砂石路，由于车辆多，路面差，气候干燥，基本上都成了“搓板路”。刮路机要将高低不平的“搓板路”刮平，扫清障碍，车队才能平稳安全通过。

第三辆是嘎斯六九指挥车，许瑞忱和崔世范坐在其中，负责组织协调及紧急、意外情况的处置。

第四辆是装载原子弹部件的主车（解放牌卡车）。为了减轻车体震动，用细沙配重到两吨。由核工业部九院负责对原子弹采取保温措施（摄氏20度正负5度）。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么娇气，将来打仗怎么办？”技术人员解释说：“不是娇气，试验产品就得严格点。”大家一想是这么个理，姑娘出嫁还坐花轿呢，娇气就娇气点吧。

第五辆是紧急备用车，同主车一样配重，防备主车万一出现故障，马上调换。

第六辆是后卫车，车上坐着数名荷枪实弹的基地警卫官兵。

车队在缓慢行进中，后面不时扬起一股沙尘。

车队行进到天山山脉路标80公里至101公里路段时，正是深夜两点。为了避免同向车超车、迎面车会车，确保主车万无一失，车队更加放慢了速度，采取分段封锁道路的办法，前导车和后卫车封锁一段，刮路机刮平一段，主车通过一段。就这样，在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上一段一段地往前移动。在那些弯度、坡度大的地段，平均速度还不如平时人步行走的快。最后终于在凌晨4点以前安全顺利地通过了这一路况最差、危险最大的地段。

天上繁星闪烁，地上车灯辉煌。许瑞忱同参加车队运输的驾驶员、公安保卫干部、警卫战土一样，精神抖擞，激情满怀。他时不时望着眼前的主车在想，什么叫原子弹，什么叫核武器？过去远在千里，闻而未见，今天却近在咫尺，伸手可摸。他为自己能亲自参加运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而自豪。已经快两天两夜没合过眼了，但他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渴了喝几口肩上背的军用壶里的冷水，饿了就着榨菜或花生米啃几口硬邦邦的干馍。

车队昼夜兼程，于1964年8月24日将第一颗供试验用的原子弹安全地运到了试验场区原子弹装配厂房。

到此时，许瑞忱心中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般的轻松，他似乎从来还没有这么轻松过愉快过。整个运输过程，军地之间、单位之间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心愿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家那种团结协作，相互争挑重担的精神给他记忆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一幕。

生死时刻

以往的空爆核试验都用轰-6飞机空投，而1971年12月30日进行的空投核试验却改用了强-5飞机实施俯冲空投。许瑞忱身为保卫处长，仍像往常一样自始至终跟着原子弹走。此时，他正在马兰机场从原子弹装配一直跟踪到原子弹装上飞机为止。

强-5飞机载着原子弹腾空而起，呼啸着冲向马兰机场上空。飞到核试验场区上空的预定高度后，地面指挥员通知彝族飞行员杨国祥打开保险盖等程序。一切操作动作做完之后，杨国祥开始实施空投。本来飞机上安装有推脱装置，先引爆燃爆弹中的雷管，燃爆弹爆炸后在瞬间产生X吨重的推力将原子弹推出机舱，甩下。结果第一次却没有投成。

紧张的气氛一下笼罩了核试验场。

杨国祥驾驶着飞机转了一圈，又飞到预定爆心上空，实施第二次空投，结果又没投下。

在马兰机场现场的有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焕民、空军某师宋师长、核科学家朱光亚，还有基地副参谋长王国栋和保卫处长许瑞忱等人。此时，严冬的戈壁，寒气逼人，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每个人都用皮衣、皮帽、皮手套全副武装起来。尽管如此，仍然寒气逼人。第二次又没投下，大家心里充满着急与担心，已没有谁还想到冷不冷的事。但塔台指挥员怕影响飞行员的情绪，还是耐着性子安慰杨国祥“别着急，要沉着，再投一次”。

杨国祥遵照地面指挥员的指示，在空中又盘旋一圈飞回预定爆心上空，实施第三次空投。

飞机在空中锁定爆心，尔后俯冲。

一双双戴着防护墨镜的眼睛久久仰视蔚蓝的天空。

一颗颗紧张的心已提到喉咙。

……

一分钟过后，已不见飞机踪影，却仍无声响。

第三次空投还是没有投下。

突然出现这种意外，地面上的人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怎么办？

这时飞机上的油料已经很少，再飞第四圈根本不可能，如不返航就来不及了，时间非常紧迫。杨国祥更是心急如焚，他向地面指挥员请求：采取超应急方法投弹，准备飞到离爆心100公里以外的罗布泊上空，采取强制办法空投，如果还是投不下，只能走最后一条路……准备机毁人亡。

听到杨国祥的请求，地面指挥员和工作人员，每个人的心情都从焦急不安转为特别沉重，深深为飞行员勇于牺牲的精神而感动，而骄傲。

每次核试验在接近“零时”的时刻，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与现场指挥部是直接沟通的，周总理经常亲自打电话询问试验有关情况。当总理听到飞行员的请求后，马上指示杨焕民：“告诉飞行员，一定要沉着、冷静，要想方设法带弹安全着陆。”

稍过片刻，周总理又指示：

“马上返航，要沉着，要冷静，要带弹安全着陆。试验场和基地所有人员都要钻地道。”

“要带弹着陆”，这下整个场区更紧张了。大家心里很清楚，飞机弹舱里挂着的不是经常投掷的训练弹，也不是装着梯恩梯炸药的普通航空炸弹。不要说是原子弹，就是一颗普通航空炸弹，一般情况下也不允许带弹着陆的，因为着陆震动可能会引起爆炸。带原子弹着陆，万一出现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危及机场，还将危及到离机场只有12公里的基地生活区数千人的生命安全。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在机场的所有人员更是首当其冲，他们的生命将不复存在！他们都正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在这生与死的紧急关头，人们紧张的心情都刻印在脸上，表现在手足动作和语言表达上。工作在机场上的司令员、师长、科学家、参谋长和保卫处长许瑞忱除了紧张之外，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此时此刻，已来不及去想别的事情，最担心、最焦急的是飞机能不能安全着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愿望：飞机能安全着陆。

根据周总理指示，现场指挥所经过短暂商议，决定指挥所全部撤到地下。基地在马兰机场现场的只有副参谋长王国栋和保卫处长许瑞忱两个带“长”的。许瑞忱与王国栋简单交换了意见，许瑞忱对王国栋说：“我是保卫处长，我留守在机场吧！”王国栋说：“那好，我去组织马兰紧急防空。”

王国栋人还未走，电话先打了过去。马兰上空顿时响起了揪心裂肺的紧急防空警报声。

杨焕民带领现场人员进了地下指挥所，但朱光亚坚持不去，非要看着飞机回来。杨焕民又上来拽朱光亚，边拽边说：“你是科学家，咱们国家的宝贝，万一出点事可怎么好说？”硬是把朱光亚拉进了地下指挥所。此时，地面上就留下了空军某师宋师长、许瑞忱还有一个参谋共三个人。

尽管已采取了防范措施，但从那一张张紧张的面孔上可以看出，所有人员的内心深处，都非常担忧着飞机的安全。

马兰机场一片寂静。许瑞忱站在空旷的戈壁滩上，两眼一直仰望着蔚蓝的天空，时刻等待返回的飞机出现。此时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希望飞机能平平安安地着陆，至于会不会出现“万一”，出了“万一”又会怎样，脑子里一点都没有去想，也顾不上去想。他对笔者说：“事后想来觉得很后怕，可当时除了那个唯一的念头，其他几乎是一片空白。”

那个“万一”终于没有出现。

杨国祥勇敢、沉着地驾驶带着原子弹的飞机安全平稳地着陆了。

许瑞忱和那位参谋激动地冲过去，两人把扶梯推到飞机前。杨国祥满头大汗地走出机舱，许瑞忱和那位参谋搀着杨国祥走下扶梯，三人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周总理听到飞机安全着陆的消息后，非常高兴。

周总理说：“这是完成了一次没有列入试验计划的试验。表示祝贺！”

后来查找原因，是燃爆弹里的雷管出了问题。此雷管是太原一家工厂生产的，马上派专机将那家工厂的老师傅接来。经老师傅检查，是引爆燃爆弹里的雷管没有爆炸所致。

老师傅说：你们也不说，我们哪知道这雷管是干什么的，闹了半天是搞原子弹用的。

一个星期后的1972年元月7日，杨国祥驾驶着强－5飞机再次飞向爆心上空，原子弹顺利投掷，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研究所“三件事”

1977年11月，当了16年保卫处长的许瑞忱，走马上任基地研究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从此结束了专事保卫工作的生涯。临行前，张蕴钰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说：“‘文革’这十年，把研究所这支很强的科技队伍破坏得够厉害了。你到那里去，一定要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冤假错案该平反的一定要平反。”

当时研究所所长是核武器专家程开甲，政委王德林是位老八路，曾任陕西宝鸡军分区司令，“文革”中在九院“支左”，后调任基地研究所政委。许瑞忱到研究所报到后，王政委非常热情，并谦虚地说，自己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到所里时间不长，希望许瑞忱要大胆工作，属于政治工作方面该怎么做就放手去做，他会全力支持。

“文革”期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核试验基地不准搞“四大”，只能进行正面教育。但并没有遏制住一些人膨胀的极“左”思潮和权欲心理，依然燃起了“四大”烈火，致使有些领导干部被揪斗、挨批判，关进牛棚，蒙受了不白之冤。核试验基地研究所更是这场浩劫的重灾区。

早在基地组建之初，由核工业部副部长、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推荐，经中央组织部和总政审查批准调入研究所的24名专家，有不少人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被戴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政治帽子，尔后被抄家。

吕敏等在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学习期间，苏联撕毁协议，停止对我国的各种援助，他们联名写信要求回国。1962年，他们回国后就到基地研究所工作。当时研究所室主任这一级都是由这些骨干担任，“文革”中他们统统被批斗。吕敏平时很喜欢贝多芬的音乐，从苏联回国时买了些贝多芬的音乐唱片，“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一直没有查到下落。

“文革”中倒行逆施的错误，导致很多科技干部政治上很压抑，思想上很苦闷，有些人一见到熟人就总想发发怨气。有一次，从清华大学调来的技术骨干叶立润在试验场区生病了，许瑞忱听说后去看他。许瑞忱问：“老叶，听说你病了？”叶说：“嗨，我们这些人少干一天，就少破坏一天。”

许瑞忱说：“就是让你搞破坏，你能够搞吗？”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有一次，许瑞忱见范如玉正在试验场埋头认真地调试测试设备，便走上去关切地问：“老范，你在干什么呀？”

范如玉气哼哼地说：“我在搞破坏！”

许瑞忱开玩笑说：“你知道，我可是保卫处长呀！”

范如玉好似有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这下可找到了个出气口：“我们这些人都是‘臭老九’，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蛀虫，干一天就是破坏一天！”

其实，范如玉一直工作很好，九十年代当了基地司令员。

许瑞忱到研究所后每每想起这些往事，又联想到临行时老司令的谈话，他越来越感到十年浩劫给许多科技干部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太深了。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单靠做思想工作是不够的，只有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于是，他把这项工作列为上任后要办的第一件大事。

根据基地和研究所党委的部署，许瑞忱召开了全所平反大会。在平反大会上，宣布了基地党委1979年2月18日关于给董寿莘、孙瑞藩、忻贤杰、陆祖荫等人平反的决定，并对100多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科技干部，宣布将其档案中所有的不实之词一律推翻；所有错误材料一律全部销毁；所有的政治帽子一律当众全部摘掉，恢复名誉。

平反大会开得群情振奋，“三个一律”沁人心脾，全场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此时此刻，对研究所众多戴着“臭老九”帽子度日如年的知识分子来说，早平反一天，精神上早解放一天，那种盼望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急切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一些老专家和技术骨干在艰苦创业中从未低过头、流过泪，但这时却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动情地说：“我不再是反动学术权威了，我从此是自由人了！”

研究所副所长董寿莘，解放前在国民党贵阳飞机维修厂工作，曾去美国留学。全国解放前夕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任教授。他爱人在全国妇联工作，其弟弟有的在台湾。董教授对飞机发动机技术，尤其在机械力学上功底很深。董教授到基地后，思想进步，勤奋工作，在技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期间，他成为重点清查批斗对象之一，爱人在全国妇联被迫害致死。这次落实政策中，组织对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重新作了复查结论。不久，他被提升为基地副参谋长，分管试验任务。

这些老知识分子政治上获得解放后，又焕发了青春，在核试验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走上了技术或行政领导岗位，有的成为核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核武器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基地研究所技术干部不足千人，目前已有8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已有20多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件事，就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许瑞忱着手对政治部自身进行了整顿。“文革”十年，人数不多的政治部也身受其害，人心涣散，互不团结，工作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在广大群众尤其是在科技干部中没有威信。

许瑞忱提出，作为政治机关，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强调既要弄清思想、明确是非，又要加强团结、凝聚人心，这是发挥政治机关职能作用的基础。思想整顿之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对人员进行了调整。将一些确实不适宜继续留在政治部工作的干部，调出政治部或安排转业；将一些思想品质好，适合做政治工作的年轻科技干部调整到政治部来；还从基地所属团、站政治机关中，选调了少数年富力强的优秀政工干部。与此同时，对各研究室的政委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经过思想上的整顿、组织上的调整，大大提高了政治部干部的素质，改善了知识、任职和年龄结构，使政治部更加熟悉了解研究室的情况，研究室也更加支持政治部的工作。

第三件事，是学习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宣扬科技典型。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表彰先进，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研究所程开甲、吕敏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被树为“先进科技工作者”，研究所七室取样队、四室控制组被树为“先进科技集体”。同年4月，国防科委也召开了科学大会。许瑞忱借这股东风，组织科技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两级科学大会精神，宣扬程开甲、吕敏及先进科技集体的先进事迹。程开甲学识渊博，在固体物理学和核武器技术方面造诣很深，是基地核试验测试技术的开创者，是把握基地科研方向和各科研领域学科建设的总设计师，对中国核武器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通过学习、宣扬，把两级科学大会精神和研究所4个先进典型紧密联系起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广大干部群众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全所上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科研工作和科技工作者服务的思想更浓了；科技干部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为发展核武器尖端事业拼搏的积极性又重新调动起来。

在研究所工作一年半，正当许瑞忱满怀信心准备开创研究所政治工作新局面的时候，一纸调令将他调回基地政治部任副主任，不久任政治部主任。

朋友

当年，老司令张蕴钰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司令，就是程开甲让我挖个沟，我就叫工兵在那里给他挖沟；他叫我把那个山头削平，我就叫工兵把山头削平。我只有一条总要求：任务一定要完成，试验一定得搞成功。

有人听了这话，感到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张蕴钰这个司令当得窝囊，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其实不然，这段话的内涵非常深刻，蕴含着领导的高明和智慧：一是充分体现了领导对知识分子的高度信任，领导要尊重专家的意见，全力做好技术和行政保障工作；二是充分体现了领导对知识分子的迫切期待，专家要将领导的信任转化为动力，确保试验圆满成功。在信任和期待的气氛中，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提高成功率倾注聪明才智，竭尽全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那时候的核试验回回成功。

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被完全抛弃了。那时，基地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大部分被弄到警卫团关押起来，一关就是半年多，然后让一些行政干部去当室主任。在清队中，凡是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大都被视为某国“特务”，然后抄家、批斗。研究所很多技术干部先后被处理，有一次就处理走了近200人，伤透了一部分老专家和技术骨干的感情；在工作中，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技术干部始终处于一种被改造、受教育的地位，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但是对事业又觉得还是要干，党和国家把自己培养成材，不干对不住祖国和人民。背负罪名又不甘心，抛弃事业又不忍心，这就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心态。

长期在核试验基地工作的许瑞忱，亲眼目睹了“文革”前后知识分子所处不同地位而产生不同结果的事实，对此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为了扭转不良风气，他与李光启商议，并报科工委批准，在基地和研究所编设科技委，技术团站编设技术总体室，作为同级党委和首长的科学技术顾问。

基地科技委成立后，吕敏当主任，乔登江、丁浩然、高浩松、马国惠任委员。在讨论科技委的作用时，李光启、许瑞忱明确提出：“你们是集体副司令，发挥集体副司令的职能，协助钱绍钧副司令做好技术工作。科技委的职责不光是咨询，而且要做具体事，应该有职有权。”

尔后，李光启、许瑞忱又向各级干部明确宣布：基地科技委主任，实质上相当于基地主管科技工作的副司令。凡是基地有关科技方面的重大问题，包括技术方案的制定、科研经费的分配、主要科技干部的调整等，都先由科技委提出意见。

为了让科技委的领导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考虑基地技术建设和试验任务中的问题，许瑞忱对吕敏说：“你们工作很忙，有些属于行政工作方面的会，你可以不参加，但讨论有关试验任务和研究技术干部问题的会，你一定要参加，而且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吕敏说：“李司令、许政委在基地工作期间，有关技术问题他们充分尊重和支持科技委领导与技术干部讨论的意见，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不久，许瑞忱分别找科技委委员谈话，对研究所研究室领导的任命，和一些技术干部怎么安排的问题，专门听取了科技委成员的意见。在与吕敏交谈时，吕敏强调：在技术岗位上的人，技术上一定要强，不要弄一个“二百五”的人来掌管技术工作。管技术的一定是既懂技术，又会搞管理。尔后，在许瑞忱提出的设想名单中，有两个人被吕敏否决。

继成立科技委之后不久，许瑞忱在工作实践中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多分散在各个团站，好处是他们能跟第一线紧密结合，但是不利于他们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而且由于年龄和职务的限制，也不利于保留技术骨干。于是，他与新任司令员钱绍钧商议，把搞工程的技术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工程技术研究所。方案上报后，国防科工委领导同意这个意见，只是将机构名称改为技术部。实践证明，技术部的成立，对把握工程技术的发展方向、集中技术力量攻关和开拓技术人员的发展空间等方面，均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许瑞忱和党委“一班人”还非常重视广大科技干部的成长，每年为科技干部办3至5件实事。尤其在基地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舍得挤出经费进行智力投资。仅1984、1985两年，就选送200多名科技干部到军队和地方高等院校学习深造或培训。后来，其中一些人走上了基地和师团的主要领导岗位，为基地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八十年代中期，基地准备召开一次党代会。经许瑞忱提议，党代会主要研究基地“七五”期间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当时，许瑞忱考虑，基地党代会要讨论基地的大事，基地的整体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固然十分重要，但其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只有科学技术发展了，才能完成任务，才能使所有的建设项目有的放矢。钱绍钧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党代会研究科学技术发展问题，这在基地历史上还没有过。

许瑞忱办事认真、严于律己、不拘言笑，这大概是与他长期做保卫工作有关系。其实他心里很热火，对同事、对朋友很真诚，特别宽厚。与他长期接触交流就会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乔登江院士说：许瑞忱很忠厚，很简朴，没有架子。办事从不招摇，不搞花架子，从来都是实实在在，注重务实。无论跟他谈话还是听他讲话，没有虚头花脑，没有客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许瑞忱不仅以平等待人的心态与知识分子广交朋友，还时时关心他们的生活，处处给予关照和体贴。当初，整个基地机关和研究所还都在红山，红山离马兰有几十公里，马兰的物资供应本来就差，而红山比马兰更差。肉、蛋供应很少，吃青菜就更困难了。这之前，技术干部在业余时间自己养鸡、种菜，有的领导说，养鸡、种菜，分了心，影响工作，还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自许瑞忱到研究所当副政委后，尤其到他当了基地政委以后，他非常理解科技干部的心思：在无社会依托的红山，不让知识分子在业余时间养鸡种菜，说养鸡种菜分了心。可是他们没有吃的，影响身体健康，难道就不分心、不影响工作了？民以食为天，总得有个基本生活保障才能投入工作。

于是，他让大家在业余时间养鸡、种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许瑞忱的眼界、视野更开阔了。他越来越觉得，把一个上千人的基地机关和研究所放在这山沟里，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尤其当他看到科技人员在地里种菜、为鸡食操持的情景时，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和遗憾。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财富、国家的宝贝，让他们把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养鸡种菜应付基本生活上，这是对知识和人才的最大浪费。自己作为基地的组织领导者，不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那是领导者的失职。

由此，他产生了把基地机关从红山搬回马兰的想法。他将这一想法告诉李光启司令，两人一拍即合，向上级写了要求搬回马兰的报告。不久，上级批复，同意基地机关搬回马兰。之后，人员的生活、工作条件有了改观。

1983年，吕敏任科技委主任不久，一天正在理发时发现脸色蜡黄，老伴一看不好，就给许瑞忱打了电话，许瑞忱马上派来了医生。诊断是急性黄疸性肝炎，便立即送往医院。吕敏住院期间，许瑞忱经常到医院去看望他。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吕敏的肝病基本治愈。可是吕敏十分敬业，工作太累，1986年冬天肝病复发，又住进了基地医院。

此时，许瑞忱很着急，便打电话从乌鲁木齐新疆军区总医院请来一名专家给吕敏会诊。他在看望吕敏时了解到，吕敏的病情很重，已初步确诊为亚急性肝坏死，如不采取更好的治疗措施，随时有生命危险。据许瑞忱所知，基地之前有3位得这种病的人，有两位已经去世了，而且都比吕敏年轻。

吕敏是一位非常有贡献的科学家，他既是科学院的院士，又是工程院的院士。在基地的技术干部中，吕敏不仅在科学技术上造诣很深，而且在人品上也非常令人敬佩。

眼下，吕敏的病情十分危急，怎么办呢？当时，李光启正在场区，许瑞忱在电话中把吕敏的病情通报后，两人商定必须立即将吕敏送北京治疗。

许瑞忱在办公室思忖片刻，便亲自给国防科工委后勤部卫生部李部长打电话，讲了吕敏的病情和贡献之后，请李部长与302医院联系，把吕敏转到北京治疗。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李部长就回电话说：“可以。”

住院床位落实了，可怎么把吕敏安全迅速地转到北京呢？从马兰到乌鲁木齐300多公里，还要翻越天山山脉，天又下着大雪。按吕敏的身体状况，乘车已经很困难。

许瑞忱又要通了空九军刘军长的电话，讲明情况后请求援助。过去，刘军长曾多次参加核试验，许瑞忱与刘军长很熟。刘军长当即表示：可以，马上派直升飞机。

从马兰到乌鲁木齐的转运问题解决了，许瑞忱又指示基地驻乌鲁木齐办事处马上派人到民航联系，请求民航协助。民航很痛快地答应了。空军和民航的大力相助，使许瑞忱感到很高兴。但是作为基地来讲，不能不考虑肝炎的传染问题，也要对其他乘客负责。于是，基地将飞机前面的三个座位全部包下来，并把靠背卸掉，用床单把吕敏围好躺在基地的担架上，这样，既方便了病人，又注意了适当隔离。

这一切安排稳妥之后，把吕敏用直升飞机直接送到乌鲁木齐机场，民航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后，许瑞忱指示人马上告诉北京，请302医院派出医生带救护车直接开到首都机场停机坪，接吕敏到302医院。

刚好，钱绍钧副司令一行3人要到北京开会，护送吕敏的工作由他们承担。临行前，许瑞忱对钱绍钧叮咛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吕敏的病治好。

一切都在按许瑞忱的预先安排进行，而且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吕敏一到302医院，医院的一位主治此病的技术权威对钱绍钧说：“你们再晚来几天就不行了，指数再超过一点，就没办法治啦。”

吕敏在302医院经过抢救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住院半年后基本痊愈。但根据吕敏的实际情况，已不适宜再回核试验基地工作。基地党委议定，请国防科工委给予照顾。于是，许瑞忱又亲自出面与国防科工委政治部联系，在北京给吕敏找个工作单位。科工委政治部很支持，将吕敏安排在系统工程研究所当研究员。

谈起这段经历，吕敏现在仍十分感激。

吕敏谈完这件事，接着又说：“我还感谢许主任帮我解决了一个燃眉之急的事情。”

1991年，吕敏的女儿从北京机械工程学院毕业了（会计专业）。毕业后到处找不到工作，大冬天，女儿顶着大风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找，问人家要不要人？都回答：要男的，不要女的，接连跑了十几个单位都不行。

吕敏实在没辙了，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的许瑞忱，把实情一说，许瑞忱说：“那怎么行，得想办法安排。”

接着，许瑞忱给某个研究所领导打了电话，讲明吕敏是对核试验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应设法为他解除后顾之忧。不久，吕敏的女儿就去上班了。

吕敏的女儿也很争气，在那个研究所干的很不错，所长、政委每次碰见吕敏就说：“你女儿表现很好，工作很出色。”现在吕敏的女儿已经当了该所的财务科长。

戈壁马兰，三十春秋。许瑞忱到基地时28岁，正是风华正茂；离开基地时，已两鬓斑白。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是在戈壁滩上度过的。回想起那段火热向上的戈壁生活，许瑞忱不胜感慨。他说，也正是那种艰苦卓绝的生活环境和壮丽神圣的使命，净化了人们的灵魂，升华了人们的思想，振奋了人们的精神，从而转化为百折不挠、拼搏进取的强大力量，什么个人名利、职位高低，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责任编辑/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