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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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敌楼的形成及券门装饰雕刻敌楼分布地域

我国现存长城敌楼，多属明代长城。尤其明中后期对长城大规模多次的修建，使当时的长城达到8851.8公里的长度。跨越中国十省市自治区，一百五十六个县域。明长城共分九镇，由东向西依次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亦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据 《明史·兵三》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延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镇三镇，而太原总制偏头，三边制府固原亦称三镇，是为九边。”长城由城墙、堡、关、敌楼、墙台和烟墩（烽燧）等组成完整的防御系统。在长城上大约每隔200米到300米处设敌楼一座。主要作用是用于对攻城之敌进行侧击，大多跨城墙而建，有二层、三层之分，高出城墙数丈，在顺墙一侧开有两个券门便于守军通过，四面皆有券窗，顶部有射孔，一般楼高3至4丈，周长多为12丈，可容纳30至40兵士驻守，空心敌楼乃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所创，空心敌楼的出现使长城的防御能力大大加强，在其他几镇都得以推广。敌楼的建造大多就地取材，其建筑结构上大同小异，从诸镇的明长城敌楼来看，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和太原镇现存敌楼较多，也是有券门装饰雕刻敌楼数量较多的几个镇。其中券门装饰雕刻敌楼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是蓟镇，蓟镇也是九镇中军事位置最重的重镇之一。它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全长1000余公里，现存敌楼遗址3000余座，基本完整的近千座。在这些敌楼上，都不同形式的存在着券门、券窗、射孔等，很多敌楼的券门和券窗上都刻有风格不同，材质不同的精美雕刻，尤其在蓟镇与辽东镇接壤的秦皇岛市抚宁县、卢龙县、青龙县的敌楼上，有券门装饰雕刻的敌楼多达几十处。

辽东镇现存有券门雕刻的敌楼主要在辽河西长城。最具代表性的是辽西葫芦岛市绥中县永安堡乡小河口村东南锥子山下的四处，该段长城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后在明隆庆二年（1568）至万历三十四年（1607）重修，当时重修的将士和秦皇岛境内抚宁县驻操营镇大毛山、董家口、城子峪等几处敌楼同属浙江义乌兵所建。

宣府镇现存有券门装饰雕刻的敌楼主要分布涿鹿县南部山区的马水长城和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城乡。马水长城始建于明初永乐八年（1410年），据《大清一统志》载：“马水口明永乐八年始设守军。”马水长城的补修重建据碑记和史籍记载，共有三次。在马水城北山峰上十二号至十三号敌楼间城墙上嵌有一石碑刻有一段文字：“万历四年（1576）防委官庞大海正日重修。”此为重修这段城墙及敌楼的记载。马水长城现存券门雕刻的敌楼，主要是马水城北山上十号至十三号敌楼。这四座敌楼上不仅券门上有雕刻，在券窗上也有精美的雕刻。门头沟区仅沿河城乡黄草梁段长城存敌楼券门雕刻。华夏子在《明长城考实》中记：“长城西南起自小龙门口，经沿河口东北止于狮子沟口。这其间共有砖砌空心敌楼十六座……小龙门口的‘沿字拾伍号台’和洪水门的‘沿字拾贰号台’以及十一、十四号台，修筑得最为精细，保存也最好。有的敌楼石券门框雕有精美的图案。”

山西镇有装饰雕刻的敌楼现存于代县与山阴县交界的猴岭山上猴岭长城。《明史》记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时任总督宣、大、保定军务翁万达将宣、大两镇长城分为内外三关，认为：“宣、大两镇长城，皆逼巨寇，险在外，是极边;而内外三关长城皆峻山层岗，险在内，是次边。内边紫荆、宁武、雁门为要，次居庸、倒马、龙泉、平型。”因此，他于任职期间，在修筑了大同西路和宣府东路长城的同时，也修筑了山西镇宁武、雁门一带的长城。这段长城是山西镇长城之精华。今有四座敌楼保存较好，每楼各设二券门，券门上有砖刻垂花门斗一座。敌楼门额上各嵌有一方石匾，分别刻字为“雄皋”“控鍼”“阪扃”“天山”。书法为时任巡抚都御史李景元所书。四座敌楼是融建筑、雕刻、书法等艺术为一体的经典作品。

敌楼券门装饰雕刻形成因素与文化背景

在蓟镇和辽东镇现存的敌楼中，带有券门装饰雕刻的敌楼多出自明隆庆二年（1568）至明万历十一年（1583），由大将军戚继光所建。据《明史·戚继光传》载：“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戚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 得隆庆帝准旨后，戚继光遂将建造敌楼的人物分配至各路守将，对敌楼的大体结构做了一个大致的规定，但具体的建造由戍边将士们依地势而定，仅在蓟镇和辽东镇长城中敌楼大致分为以下七种形式：一拱二券三通道式，二拱二券三通道式，一拱一长券连接多个短券式，回字形式，目字形式，田字形式，一字或二字形式（沈朝阳主编《秦皇岛长城》）。

“中国拱券砌筑技术用于地上始于魏晋，明初出现砖砌拱券建筑，其主体结构有砖拱砌成，多用于宫殿与寺庙中。”（庄裕光主编《中国古代建筑·门卷》）其建筑特点本文无需赘述，但以上所有的形式上都存在券门和券窗及射孔。对于券门、窗的方位及数量是没有具体规定的，又据《明史·戚继光传》载：“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可见对敌楼的要求仅是个大体框架的要求，因此这也给了戍边将士们极大的创作空间。

位于辽宁绥中县永安堡乡小河口村东南四座敌楼上的券门雕刻，分别屹立于小河口关东的三座敌楼，和西面的一座敌楼，西面敌楼上的西券门下门脸石已倒塌，如不及时加以保护恐会在短期内全毁。券拱上刻缠枝莲图案，右券门脸上雕刻已风化不清。东西敌楼俩券门都有装饰，其中一个较为完好，上券拱石当中刻有像佛龛一样的单独纹样图案，两边是对称的莲花图案，左右横脸石上无图案，右下门脸石刻有宝瓶荷花图案。

关于敌楼券门雕刻的形成，在长城周边有一种民间传说：当初戍边将士们的母亲或妻女在给他们做的鞋垫和荷包上所绣的一些图案镌刻于券门之上，以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这就是所谓“女性长城”之说。据历史记载，明隆庆元年（1567）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并总理保定居庸练兵佥事，为整肃军纪加强防务兵力，特从浙江招募兵勇三千，编为“浙兵营”，并特准戍边将士可带家眷屯垦，相继有部分兵士和将官举家来到长城脚下，当时辽宁小河口一带甴戚将军辖制，从小河口到河北秦皇岛抚宁县约一百多公里长城都属浙江义乌兵驻守，而这一带恰是券门雕刻最多的地域，现河北抚宁段保存较完整的有近二十处，其中大部分为吉祥图案，在明代对于门的装饰，是社会主流文化和民众审美情趣一种表现。尤其在江浙一带，对住宅门楼的装饰几乎成了一个家庭文化，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在安徽浙江地区，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越了其建筑上的使用价值。正如楼庆西先生所说：“门除了物质功能之外，在艺术功能上表现也加入了丰富的内容，能够表现出主人的人生理念，志趣爱好。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福、禄、寿、喜的人生追求，渔、樵、耕、读的生活理想都希望能够在一座大门上显示出来。”（《乡土瑰宝系列——千门万户》） 因此，敌楼券门雕刻的形成，并非简单的“女性长城”之说。而是江浙一代的门庭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当时戍边人的心理。在远隔千里的北方。也许这是他们表达对家乡思念之情的一种最好方法。戍边将士之所以把长城敌楼建造成像自己的家园一样，是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对券门的装饰表现出来，可见其良苦用心。

敌楼券门装饰雕刻文化传承与吉祥寓意

长城从表面上看是一项宏大的建筑工程和军事设施，但实际也是文化载体，明长城在其长达两百多年的修建过程中，必然与社会各种文化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各种精神与文化意识，在戍边者的心目中最渴望的就是平安和幸福。 “‘吉祥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所谓吉祥，不仅体现为一种美好的愿望，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滋补。你可以把吉祥当成祝颂，也可以将吉利祥和视为一种文化实体，总之，它是最美好的精神滋养，可使人修养升华。灵魂得以净化。”（张道一著《吉祥文化论》）中国传统吉祥纹样运用于建筑装饰的形式上，主要是通过寓意、比拟、谐音、借喻、象征等表现形式。体现长城敌楼券门上的大部分装饰纹样都采用了以上几种装饰形式。辽宁小河口村的四座敌楼券门雕刻都采用寓意吉祥的纹样，西侧山峰敌楼券门拱脸上所刻的“缠枝莲”寓意着“子孙万代，多子多福”是戍边将士们心灵上的期待。

在秦皇岛青龙县花厂峪北沟村西北山峰上的“媳妇楼”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文化精神券门的拱脸上左右对称刻有莲花宝瓶图案，拱弧正中刻金盆莲花，莲花宝瓶下面饰海水云纹图案，在横脸石下面是左右对称两块门脸石，两块门脸石上，都刻了宝瓶石榴图案莲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重寓意，它象征着多子、和平、洁净、美丽、纯洁，戍边将士们在这里镌刻“莲花宝瓶”，莲花又称荷花，取其谐音“和平”之意。莲花的果实莲子生长于莲房之中，子子相隔，互不相扰，又与我国传统伦理中的“多子多福”“兄弟有序”的观念相吻合。“莲生贵子”也表达戍边将士们在战争年代希望能子孙繁盛永保和平的美好愿望。两边门脸石上所刻的宝瓶石榴图，也正好与之相呼应，石榴多子，“榴开见喜”，后人石榴多子象征人的多子。与券拱石上的莲花图案相应成趣，相得益彰。可谓万里长城敌楼券门雕刻中的精品。

涿鹿县南山区的马水长城，现存敌楼十座，比较完整的有六座。其中四座敌楼的券门和券窗上都刻有花岗岩雕刻。在明长城中时极为少见的，几座敌楼券门都是在上券拱石当中刻有对称的“缠枝莲”莲花图案，左右横脸石及立脸石上均无图案，券窗上所刻雕刻图案与券门大体相同，局部雕琢极其精致、美观。

敌楼券门装饰雕刻表现形式与艺术魅力

自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招募“浙兵营”之时起，江南文化便开始渗透到了北方长城周围。江南水清土润，自然条件所孕育出的雅致、精美，即体现局部雕琢的精致和趣味，具有中式整体神韵与气度的情理相依，在敌楼券门上都得到充分表现。辽宁小河口，河北秦皇岛抚宁县董家口、城子峪、长城村、青龙县花厂峪等地区券门雕刻，都体现一种南北文化融合的精神，其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利用长城这一载体完美表现了中华传统吉祥艺术观。“吉祥”有时被人们理解为瑞禽仁兽的象征形象，诸如龙、凤、麒麟等虚拟的动物，以此来象征着权力、强大、昌盛。同时又用谷穗、花瓶、莲花、牡丹、梅花等来表示“平平安安”“富贵和平”，也正是这些吉祥寓意的词汇，汇集在长城这一伟大建筑上，才使得中国传统吉祥纹样艺术更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众多内容和人文精神，是传统文化的镜子，通过它我们能感知和窥见时代的痕迹。

在秦皇岛市卢龙县桃林口水库边的山峰上，有一座敌楼，当地农民称之为“八楼”。在这座敌楼券门上，雕刻着辽东镇和蓟镇所有的券门雕刻都决然不同的题材，在券门的左右立门脸上镌刻一左一右两位门神，其他券门雕刻作品都以阳刻为主，在券门上刻一到二公分高的立体浮雕，使得整个雕刻都具有立体感，而且桃林口“八楼”的券门雕刻都采用了“阴刻”的方法，表现内容也有别于其他地区对吉祥寓意的表现手法，用几乎接近于写实的手法，刻画门一左一右两个人物形象，从服饰上看其身份为侍者。其一人手拿净瓶，另一人成拱手状。两个人物气宇轩昂，又像当时民进流行的门神画，造型端庄，人物神态从容，线条流畅。而且创造者就地取材，用当地红色花岗石来刻，使得该作品更有一种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材料之美。

通观明长城敌楼券门装饰雕刻，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戍边将士们在建造长城时，同时创造出了许多反映追求美好生活、象征和寓意和平的吉祥纹样。同时他们把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这些吉祥纹样来表达出来，也更加印证他们对平安、和谐、幸福、自由生活的祈盼心理。“建筑拥有丰富的语言，使其拥有巨大的表现力，决定了建筑体现文化的可能性。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某一文化环境中的群体心态的映射，而不仅是建筑者的个性表现，更多的具有整体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品质。”（萧默著《古代建筑——营造之道》）将士们通过敌楼这一载体，把中国人传统建筑中的吉祥艺术观，表现于其上，探究其更深层次原因，应该说是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诸多内容和人文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再现。它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传承。同时也通过运用丰富多彩的寓意特征和含蓄深邃的隐喻手法，使我们从长城敌楼券门雕刻这一个小的侧面，了解到长城文化无穷的艺术魅力，也让我们更加深了对当时戍边将士们的心理状态、民族习俗和信仰的了解。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灵期待和祈盼和平的精神品格。

作者系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