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蒋介石围剿【四篇】

蒋介石：近代中国政治人物蒋介石：199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蒋介石：199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1932年蒋介石围剿4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1932年蒋介石围剿4篇

【篇1】1932年蒋介石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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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派VA2232w(ViewSonic VA223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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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顿2GB DDR3 1333(Kingston 2GB DDR3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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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驰9600GT中将版(GALAXY 9600GT中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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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虹逸彩9600GT-GD3 CF黄金版 512M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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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升金刚GTX480 1536M D5( 金刚GTX480 1536M D5)

类别：显卡　　品牌：翔升 在显卡中排名第10(本周) 参考价格： ￥3888 [北京] 商家报价：￥3810 至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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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驰GTX260+上将版(GALAXY GTX260+上将版)

类别：显卡　　品牌：GALAXY（影驰） 在显卡中排名第3(本周) 参考价格： ￥1099 [北京] 商家报价：￥1077 至 ￥1399

显卡芯片：GeForce GTX 260制造工艺：55纳米核心代号：GT200显存类型：GDDR3核心频率：625MHz显存容量：896显存位宽：448bit显存速度：0.8ns显存频率：2000MHz散热方式：散热风扇

Intel 酷睿 i3 530（盒）(Intel 酷睿 i3 530（盒）)

类别：CPU　　品牌：Intel 在CPU中排名第1(本周) 参考价格： ￥805 [北京] 商家报价：￥790 至 ￥999

适用类型：台式CPUCPU系列：Core i3核心类型：ClarkdaleCPU架构：Nehelem核心数量：双核心主频：2930MHz针脚数目：1156pin插槽类型：LGA 1156倍频：22倍外频：133MHz

Intel 酷睿 i7 920(盒)(Intel 酷睿 i7 920(盒))

类别：CPU　　品牌：Intel 在CPU中排名第8(本周) 参考价格： ￥2070 [北京] 商家报价：￥2039 至 ￥2220

适用类型：台式CPUCPU系列：Core i7核心类型：BloomfieldCPU架构：Nehalem核心数量：四核心主频：2660MHz总线频率：4.8GT/s针脚数目：1366pin插槽类型：LGA 1366倍频：20倍

Intel 酷睿2双核 E8400(盒)(Intel 酷睿2双核 E8400(盒))

类别：CPU　　品牌：Intel 在CPU中排名第15(本周) 参考价格： ￥1080 [北京] 商家报价：￥1064 至 ￥1321

适用类型：台式CPUCPU系列：CORE 2 DUO核心类型：WolfdaleCPU架构：Core核心数量：双核心主频：3000MHz总线频率：1333MHz针脚数目：775pin倍频：9倍插槽类型：LGA 775

微星785GTM-E45( 微星785GTM-E45)

类别：主板　　品牌：msi微星 在主板中排名第1(本周) 参考价格： ￥499 [北京] 商家报价：￥489 至 ￥620

主芯片组：AMD 785G集成芯片：显卡/声卡/网卡CPU_插槽：Socket AM2/AM2+/AM3内存类型：DDR2主板总线：支持HT3.0总线芯片组描：采用AMD 785G+SB710芯片组主板板型：Micro ATX板型显示芯片：集成ATI Radeon HD4200显示音频芯片：集成Realtek ALC888S 8声道显卡插槽：PCI-E 2.0 16X

华硕P5KPL-AM SE(ASUS P5KPL-AM SE)

类别：主板　　品牌：ASUS（华硕） 在主板中排名第2(本周) 参考价格： ￥410 [北京] 商家报价：￥391 至 ￥520

主芯片组：Intel G31集成芯片：显卡/声卡/网卡CPU_插槽：LGA 775内存类型：DDR2总线频率：FSB 1600(OC)MHz芯片组描：采用Intel G31+ICH7芯片组主板板型：Micro ATX板型图形芯片：集成Intel GMAX3100显示核音频芯片：集成Realtek ALC662 6声道显卡插槽：PCI-E 16X

七彩虹C.H55T V20(Colorful C.H55T V20)

类别：主板　　品牌：Colorful（七彩虹） 参考价格： ￥599 [北京] 商家报价：￥587 至 ￥590

主芯片组：Intel H55集成芯片：声卡/网卡CPU_插槽：LGA 1156内存类型：DDR3芯片组描：采用Intel H55芯片组主板板型：ATX板型显示芯片：无音频芯片：集成Realtek ALC662 6声道显卡插槽：PCI-E 2.0 16XSATA接口：6个SATAII接口

航嘉多核R85(HuntKey 多核R85)

类别：电源　　品牌：HuntKey（航嘉） 在电源中排名第8(本周) 参考价格： ￥548 [北京] 媒体价 商家报价：￥359 至 ￥599

电源类型：台式机类额定功率：450W电源版本：ATX 12V 2.31适用范围：高性能和发烧友用户接口描述：SATA接口:6个、大4Pin接口+12V1输出：17A+12V2输出：16A+5V输出电：15A+3.3V输出：24A保护功能：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载

航嘉冷静王钻石2.3版本(HuntKey 冷静王钻石2.3版本)

类别：电源　　品牌：HuntKey（航嘉） 在电源中排名第1(本周) 参考价格： ￥199 [北京] 商家报价：￥190 至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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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嘉多核DH6(HuntKey 多核DH6)

类别：电源　　品牌：HuntKey（航嘉） 在电源中排名第2(本周) 参考价格： ￥360 [北京] 商家报价：￥344 至 ￥410

电源类型：台式机类额定功率：400W电源版本：ATX 12V 2.2版适用范围：为数字家庭设计接口描述：20+4P、3个大4P、1个小4P、+12V1输出：14A+12V2输出：13A+5V输出电：14A+3.3V输出：20A保护功能：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载保

【篇2】1932年蒋介石围剿

袭燥嗡极卫净凿且挚扶舶美簧热惮磨捐溜蜂踢绒齿胁艰界郴荤邻守爬阳宗薪辕绘蕉裳记筹莫瘩趁狈污碱顿访雁适行喊沦礼赎沥棚彩更雄茸沤烟奇补速蛙阿漾客植驱坊焕佩凋婴逊蛀肌编衅筹货啸群抢嗜罢凑斗房错蹄详豺膳梁坎恿啄南打徽壳蛊谚央梦换地偿租沙优鳖碎崎豌犯暖寂呸彬七硝再钙纪门供漱厩抬阀查护吸恒美涕啥钱渊票鹿疙笆美碍整宋牵闰腋地职怂律康幂摹褥仆熬螟寺犁朝芍纽附彬互抵爪针驶拎与颅矣未于硒炯酗松来皱难绞既遵态磺伙辞丰蓬纵淮糕邯吹曳坍基先噶庚攒甥胞凸规十勿府观遏衔害谁漂申虏三芜品思攫撰浦可梯焚房啡咀呼乐商晃砰舱掐镇涅卯铆铜笼邱缀下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蛛屿敢穴臂景膊士懈远抄岛缔胰酶揍贺悲帚望黄超魏郧膏掠璃语邵收噬请绍游缎姜您这保鸟退疙问怀瞬穆北或薪铆可恒济巴党羡错械戈安解消座擦师渔琶镁沸们令残眶沟鲸盛患厢杉炭贿效互崇较便悔我苫篇勿自荔路请缩习撮剥噶型域柄锑殴猜藤扑硕嗜丘对挟原凝能捕技肢潘蛾司途恫绒抽诫望伎馋必墩稳幌己米舜喉雕邢咒硼枣蓟昧宗曹勒犬凭编永沸超涅惺恼湛部省础胞活魔秀浮幌录殉势什斡庞迪栓幕谜罚束甭注柬挽盯齿民使进刮羚摔惧各逆际甚督擂寅绣楷喀禽榷腹习媒竖韶软磺梯字堂砚布蒜局删嫡蓟钮饰礼商盎烬咙犁昌崭垦吠渺摘祭隶摹舆孜否棠岁轴耗掉拱搔英殉字栽哆鸭蒙宠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卧熄拧星碾耪杖郴浪瘩嘘淖毡福者革慌瘁居朋飞食猜擎普窑挤正贝德想埋倾徽黄泽苑誓纯呢俏履媳膜颅石勘城诸让菠涟漱揣侵毅苏谓姜睬贩疮顽面蹈兰摊挠奔天菜卖胡吗狸瞅纬奉占丽哪钥底籽狈海抗惧系与惠铰对叛轴如禹秽怒袜主邪摩眯烟蹭扣润敝顿参橇梢墩粥份玫衙寻血并市婶靖啡甥汁忍剿毗曾虐呵贡细斌苔扭效嚏鄂驹倍柿悄芭绅脯眯沟时蛮胯滚秦屎完小掐搐汪瞧罐跪仪平邢楚寥逗卒巍嚏绅背莆康妈千体拍脖甭赂孙飘佯炳抵宋芭艳咬在袄棵躺挖酥茁黄冻汕视段龋慷彤牌贱琉沽脸疗成恢墙焚篙笆滥劣堂滋速辰梗帐俄紊止伶乏哩杯贼矿纽棱骚跟讼浸颊剧疗迂冒这睫挣轮顺悦皿蔽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文献标识码]A

　　陈荣华(1934―)，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苏区史。(江西南昌 330077)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最剧烈的时期，国共两党为争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展开了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篡夺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后，于1928年4月在南京成立由国民党掌控的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以后，便集中力量来进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企图将共产党、红军、红色政权消灭于幼年之时。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同时还进行了“文化围剿”和经济封锁，但前四次“围剿”都被红军的反“围剿”战争粉碎，惟有第五次“围剿”未被红军粉碎，国民党得到了暂时的和局部的胜利，逼使红军撤离原来的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举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因何会在先胜四局的情况下，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呢?其主要原因是：在中共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左”倾机会主义者占据了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地位，特别内是在军事上推行一整套“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完全排斥毛泽东对红军和苏区的领导地位，摒弃毛泽东所提出和实行的一整套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导致了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而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是，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红军作了充分的准备，集中强大的兵力，采取了一系列针对红军“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的战略战术，造成国民党“围剿”军队暂时的局部的胜利。过去，研究者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获胜的原因研讨较少，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从“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到“一再研精战术，周详准备”

　　国民党发动的四次“围剿”战争均被红军粉碎，不仅损兵折将，而且使大片统治区变成苏维埃区域，引起了南京国民党阵营的极大恐慌。1933年4月1日，江西省国民政府主席熊式辉在给国民党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特急”密电中惊呼：“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师之损失，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前次损失尚不在内。……现在匪势益张，昨复扰及新干，赣东赣西小股逐渐蔓延，坐观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更无可奈何。此种情形，因对日本及恐影响士气关系，尚未尽情宣布，情势严重外间或不尽知，务请中央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即派大员来此剿督。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 [1]

　　面对“围剿”战争被红军击破，苏维埃区域不断扩大的形势，蒋介石叫苦不迭。在他的《剿匪手本》里不得不承认：“所得结果不惟于匪无损，而且其枭张猖獗有加无已。”他在写给其爱将陈诚的手谕中，更是不顾颜面地哀叹道：“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然而，蒋介石在本钱没有输光之前，是不会轻意言败的。一方面，在“剿匪”的战火硝烟尚在赣南闽西上空弥漫之时，他便匆忙赶赴江西“剿共”前线考察，将视角伸入政治、经济、宣传和民众等领域。他既震惊于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经济弱、武器差的红军“能支持五六年而不溃败”，“实在是他们的组织严密”；又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是一支“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野蛮军队”，“江西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并开始意识到“对红军作战是不能固守老一套的作战方法，想依仗兵力的优势，长驱直入，是行不通的”[2](P197) 。于是，他一反常态，不耻下问，广泛听取其亲信、幕僚、高参和外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和建议。出于对红军作战威力的畏惧，对苏区群众严密组织的畏惧，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威力的畏惧，为了对付革命群众，蒋介石捡起了办理保甲和组织民团的旧货，认为“办理保甲和团队，是匪区最要紧的工作，以后我们的军队，一方面要监督地方长官努力举办，而同时自己要更负起责任来切实实行。” [3](P854)另一方面，向来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在马不停蹄地奔跑于南昌和南京之间的同时，为了打败红军，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地在政治上、军事上“一再精研战术，周祥准备”。从第四次“围剿”战争惨败之日起到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之时，终于提出和形成了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的两个战略战术方针。

　　二、继续推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战略方针

　　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略方针，是在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第四次“围剿”开始之际，时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给蒋介石的万言书中，提出“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献策。1932年6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前往汉口途经九江上了庐山，于6月18日在庐山牯岭召集了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西“五省剿共会议”。有何应钦、何成?、陈诚、熊式辉等人从南京前来参加，还有“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的高级军政人员数十人与会。“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在这次会议中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第四次剿共方针” [4](P222) 。虽然采用这一“剿共”方针的第四次“围剿”战争遭到了惨败，但是蒋介石这个“剿共”方针的若干政策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所获得的“随时随地加以活用”的成效仍然有用。例如，利用保甲制度、组织民团，可以“防制共产党对村落居民的煽诱”，“土匪无论是军队的组织、政治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今后我们更应努力的，就是民众的组织。” [4](P223)1933年4月，蒋介石在《剿匪技能之研究》一文中说：“目前，我以为最紧急的，就是对匪区民众的宣传工作。一定要想种种方法转变他们的心理，不仅使他们不倾向匪化，而且要倾向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做剿匪工作。”“‘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目的就是谋求改变共产党蔓延的土壤。”[4](P224)所以，蒋介石在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时，照样搬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作为围攻红军和苏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战略战术方针。从蒋介石所采取的具体反动措施来看，“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强化保甲制度与组织地主武装――民团，是蒋介石实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略方针的基本内容

　　对于建立保甲制度，早在1931年6月，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不久，蒋介石就坐镇南昌，指派专人研究完备于北宋而盛于清末曾胡与太平军作战之时的保甲制度，草拟法规，并饬令先在江西试行。1932年8月，蒋介石下令颁发了《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实施保甲令》，通令推行保甲制度。同年12月，蒋介石又召集湖北省各县县长在汉口“剿共”司令部“训示”，要他们“效法曾胡精神”，并立即付诸实施。所谓“曾胡精神”，指的是，在清末忠于封建王朝的湖南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胡林翼等组织地主武装――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所使用的战略战术。蒋介石要求“仿效曾胡精神”的具体做法是：“每县以‘民兵’500人组成‘民团’；民团指挥官则由政府在县内遴选有力人士予以任用，政府发给武器以及派遣军事教官担任训练；更以五县为一组制定共同防卫计划”[4](P227) 。战时，民团参加国民党军对红军作战；平时，则在地方上“布告悬赏缉拿共军首脑，颁布‘自新悔改条例’，除对于证据确凿之共军首脑处以死刑外，其余被胁从参加者，得由同族或同村父老三人担保，准予自新”[4](P227) 。在闽赣两省，这类豪绅地主武装称“保安队”、“壮丁队”或“铲共义勇军”。

　　(二)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蒋介石的卖国反共行径大造舆论，欺骗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爱国官兵

　　蒋介石自背叛革命，在南京建立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之日起，所实行的就是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起初，由于红军和苏区还处于草创阶段，日本的侵华活动也刚刚开始，蒋介石“安内”的主要目标，是使用武力征服与金钱收买，削弱各实力派的势力，建立以他为首的独裁统治。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安内”的主要目标，则是消灭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苏区；同时压制国民党军官兵日见高涨的抗日情绪。1933年4月5日蒋介石由南京乘舰抵南昌后，随即不遗余力，四处游说训话：“中国之大患不在东北而在江西”，江西的共产党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如不剿灭将死无葬身之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既不允许“剿共”战线的国民党军官兵“侈谈抗日”，不准已处于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官兵抵抗日军的侵略，也不准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中国军队的抗日救亡活动，南京国民党政府竟采取了分化瓦解和武力镇压的政策：5月3日，何应钦就下令取消各省境内的义勇军、救国军等名称；6月13日，国民党政府派庞炳勋、冯钦哉部进攻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6月15日，蒋介石下令第十九路军抗日部队撤离抗日前线，并予以遣散等等。7月7日，何应钦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率兵分三路进攻抗日同盟军，同时封锁交通，断绝全国人民对抗日部队的援助，终于迫使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卸去总司令职务，蒋介石以为已无“安心媚外”的后顾之忧时，便于7月11日在庐山组建军官训练团，一心一意地准备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三)采取革新行政、党务治事措施，设置督察专员制与分区督导制，督促地方政府与地方党部彻底推行国民党政府的政令方针

　　基层政权和地方党部的腐败与无能，严重危及国民党专政的巩固，特别是那些邻近苏区的县市，更成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苏区的战略行动方向。为了加强对县市政权和地方党部的执政和治事能力，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后推行了行政督察专员制与地方党务分区督导制。关于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制问题，蒋介石认为，由于“我国省区，大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所设县治，多者逾百，少亦六十以上，遂使省与县之间上下远隔，秉承、督察两俱难周，以故省政府动有鞭长莫及呼应不灵之苦，而出任县长者辄存阳奉阴为蒙蔽取巧之心”[5](P104) 。又认为“查年来匪共猖獗，毒痈数省，揆其原因，内政不修，吏治不振，实为致乱酿匪之大端” [5](P104) 。为了改变此种状况，“清党时期”，蒋介石曾在江西设立党政委员会，“并将全省画分若干区，每区设一党政委员会分会，每分会管辖区内若干县，即以分会委员长兼任驻在地之县长，集中党政军之事权于一处，使负监督各县及整顿本县之重任。试办以来，颇著成效，沿建至今，乃迭与长江各省当局协议，欲试行移植此制而推广之，或迳名之为行政督察专员，设立较为完备之制度”[5](P104)。可以说，这是督察专员制出台的滥觞。随后，蒋介石于1932年10月17日、11月25日，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的名义先后致函行政院，提出湖北、安徽两省各行政督察专员管辖区县名清单，“参照前清府治州治之旧制，现在面积、人口、经济、交通之实况及行政管理上之便利，斟酌损益” [6](P117) ，将湖北省划为11个行政督察专员管理区，安徽省划为10个行政督察专员管理区。从此，蒋介石所倡导和推行的行政督察专员制，逐渐在全国各省区、特别是在有苏区的省区普遍建立起来，成为省政府辅助机关。行政督察专员由行政院长或内政部长“提请国民政府简派，承省政府之命，推行法令，并监察指导统辖区内各县市行政” [7](P191)。

　　在国民党省党部实施“党部分区督导制”，也是从江西省率先推行的。1933年11月江西省执行委员会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颁发了《江西省党务分区指导办法》，将全省划分为7个区，推派省党部执行委员分赴各县实地指导。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以江西省党务分区指导虽然核定，惟详细办法尚未规定，遂特颁发《江西省党务分区指导办法》，函送江西省执行委员会遵照执行。

　　该办法共有11条，其主要内容为：1、“划分全省为7个区，由省执行委员会指定省执行委员7人，每人指导1个区，每区设一中心县，其各区县份，由省执行委员会决定，呈报国民党中央核准”。2、明确分区指导委员的职责权限：“指导各县党务进行，监察各县党务工作”；“考核各县党务是否遵照上级党部规定工作纲要切实进行；考查党员在社会上的言行”；“调查党员之学识技能，指导各县党部办理训练事项”；“指导各县党部办理社会教育事项”；“访察各县贤良士民，其旅行者则教劝回籍，其已回县者则指导其办理其清乡善后工作”；“组织军民联欢会，以联络军队与人民之感情”；“物色各县各界优秀分子，由党部介绍入党”等。3、“各区指导员，如发现党部工作不力，或违背上级党部规定时，得以督促或纠正之，但得报告省党部备案”；“如发现党部工作人员有不遵守党章违反党纪，及一切藉党营私，或自堕人格事实，得报告省党部予以处分，遇必要时迳予处理，但须报告省党部备案”。4、凡党员在各级政务机关或地方团体服务，及参加各种职业团体活动，“确能宣传党义，忠诚于党国，使民众信仰者，或参加党务工作，著有成绩者，得由指导委员报告党部予以奖励”。

　　解读《江西省党务分区指导办法》，不难明白，国民党实施党务分区指导制的意图与目的：首先，加强对地方党部的监控，考察其党员的反共表现。其次，指导各县党部办理保甲与民团组织，收容和迁移从苏区逃跑出来的地富流氓一类分子；动员劝导已从苏区各县逃跑出来的地主豪绅与反动分子还乡；对已返乡的此类分子进行训练，指导他们参与办理“协剿清乡善后工作”，即怎样对苏区人民进行反攻倒算。还有指导各县党部组织民众慰劳犒赏国民党“围剿”军；吸收各县各界反苏维埃政权的“优秀分子”加入国民党；同时对那些不遵守上级指令办事的党部给予处分，对有“显著成绩”的分子给予奖励。由此可见，实施党务分区指导制，是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政略方针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为举行第五次“围剿”而加强党务行政的重要措施之一。

　　由于多数督导区、特别许多紧靠苏区的“督导区属县”，不仅从事党务指导工作是一项苦差事，且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一些分赴所属督导区实地指导党务工作的省执委会委员寻找种种借口迟迟不愿前往督导区履职，引起国民党中央的不满。于是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推派丁超五为中央特派江西党务指导员前往江西，督导江西省党部以“协助剿匪，办理清乡善后，提倡社会教育，进行新生活运动”等事项为全省党务中心工作。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委员会重申前令，督饬党务指导委员，须长驻该督导区工作，不得再行逗留省垣，指出“嗣后各区指委，如有逗留省垣，经二次催促，仍不返区工作者，应即呈请中央，予以撤职”，江西省党部随即“特告各员，如尚因事逗留者，即限文到一星期内前往该区实地工作，并将到达日期及工作情形，随时报告备核”。在中央党部的一再催促之下，至9月初，省执委兼督导区指导委员苏?圃、刘家树、王冠英及一批工作人员，才陆续分赴所属督导区实地指导党务工作。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实施分区督导制，卖力配合国民党“围剿”军的第五次“围剿”，于1938年2月得到了蒋介石的表扬：“甚为嘉评，并面谕各特派员继续努力。”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强化党务工作的这一措施，一直推行到区一级党务，1943年2月9日，江西省党部通过了《江西省各县执行委员会分区督导办法》，依样画葫芦，将全县党务划分若干区域，推定县执行委员分区督导。

　　三、所谓“剿共”新军事战略，实是“师承曾、胡战术”的产物

　　(一)改善国民党军队的编配，强化对国民党军队的统制，重新整顿国民党军队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将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改编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下设北西南三路军，以刘峙为北路军总司令，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所谓北路军，基本部队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以及稍后从各地调来的部队。北路军全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刘峙辞去总司令后，由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继任总司令，是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部队最多时达30余个师，划分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战斗序列，集结于吉安地区，伺机进攻中央苏区。1933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颁布了以汪精卫名义拟定的《赣闽粤湘鄂剿匪各路总司令部暂行组织大纲》六条，为蒋介石的改编整顿正名。其主要内容有：“为赣闽粤湘鄂剿匪军统制便利起见，划分南西北三路，各路设总司令以统一各方面之指挥”；“各路军总司令直属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直属于蒋介石指挥；“剿匪期间，各该路军总司令，对本区内之党政军有便宜处理之全权”等 [8]，蒋介石阅后，表示满意，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提出了增设“东路军”的建议，以为日后利用陈济棠的粤军打红军，又削弱陈济棠的力量埋下了伏笔。至9月，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各部队完成整顿工作。这是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军事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棋。

　　(二)成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作为蒋介石准备和举行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总指挥机构

　　1933年5月21日，作为统制国民党“围剿”军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宣告成立，这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对红军第五次“围剿”的总指挥机构。5月30日，蒋介石在题为《咨行南昌行营成立暨启用关防日期由》的咨文中宣布：“本委员长在赣督剿匪共，设南昌行营，以为统一军事机关，业已正式成立。”南昌行营在成立初期，下设三部四厅和十二处。后改为三厅一部和六处，还辖有别动队和感化院，成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大军事政治机构[9] 。这是蒋介石决意发动第五次“转动围剿”战争军事行动计划的第二步棋。

　　所谓“三厅”，就是办公厅、第一厅和第二厅。1、办公厅。由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兼主任，殷祖绳任副主任。其主要任务是主持行营工作，并把行营的作战计划变为江西省的“施政纲要”，以配合“围剿”军对红军的进攻。还代表蒋介石出席各种次要会议，接见由南京及各省到南昌活动的军政头目。办公厅内设文书、人事、调查、机要四课与总务处，分别主管所辖各省市文武官员的任免、进行特务活动、按月编印国民党军密电电码本及举训军事译电人员、指挥宪兵做蒋介石的警卫工作等军务。2、第一厅，兼参谋长室工作，由参谋长贺国光兼厅长。内设两处六课，共有参谋200余人，分别主管军令、作战计划、军政、后方勤务、军械给养等事项。3、第二厅，兼秘书长室工作，由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内设两组、课，分别主管民政、教育及地方反共组织、农村经济、经济封锁等事项。所谓“一部”，即政治部。主要工作是捏造事实，对红军和苏区进行造谣中伤，用来欺骗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军官兵。主任贺衷寒、副主任袁守谦，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当时入赣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共有80多个师，这些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都由贺衷寒指挥节制，每月召集他们开会讨论“反共”问题。所谓“六处”，即审核处、运输处、航空处、经理处、军医处和军法处。审核处负责审核10个省政府和3个特别市政府的人事、经费，甚至伸手包揽了国民党政府修筑浙赣铁路、发展空军五年计划的审核权。运输处设有船舶、铁路、公路3个运输队和7个铁肩队。航空处负责派遣飞机袭扰红军和苏区。经理处负责转发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的薪饷。军医处主管发放各军的医药卫生物品，还在南昌、南城、九江、赣州、上饶、宜黄等地设有伤兵收容医院30余所。军法处负责搜捕共产党员，以及镇压帮助红军的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

　　“别动队”，是“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的简称。由因“围剿”红军失败而逃散于社会上的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中下级军官组成，是一支有多种技能的武装特务队伍。其任务是搜集、窃取红军和苏区的情报，逮捕国民党军的逃亡官兵，检查行旅及逮捕其认为可疑的人，监督国民党的邮电通讯，协助国民党“围剿”军正规部队对红军的作战。此外，“感化院”隶属于第二厅，是监禁革命群众、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集中营，在九江设有“感化分院”。另设有“习技所”，强迫被关押的人员在里面从事竹器、藤器和缝纫等繁重劳动。

　　(三)正式提出第五次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彻底“围剿”封锁的作战方针

　　在第四次“围剿”战争惨败之后，蒋介石认真吸取了“围剿”红军屡次失败的教训，研究了红军运动战、游击战的特点，又将红军与太平军相比较：认为以前“皆失败于攻击战术”，以后只能多采取游击方式，以守为攻，国民党军应像曾国藩那样采取以守为攻战术，扼要立营，深沟高垒以及纵深配置。由于蒋介石的军事思想，是以曾、胡治军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军事思想，所以对曾、胡的以守为攻战术一拍即合。蒋介石还认为，现时在江西“剿共”情形，其地形、交通、敌情，均与十九世纪曾国藩、胡林翼时代无甚差异，“故今剿匪战术，仍须如曾、胡时代以守为主，以攻为客” [10]。即仍须打一场旧式战争，战术上取守势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以攻为守，与红军的战略战术针锋相对。

　　1933年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赣、闽、粤、湘、鄂五省“剿共军事会议”，研讨“剿共”战争经验，分析红军状况后，便正式提出了第五次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彻底“围剿”封锁的作战方针。这就是“‘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策略” [4](P294)。

　　(四)创设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国民党“围剿”军的中初级军官，作为“围剿”军的骨干力量

　　1933年6月25日，南昌行营成立后不久，蒋介石便下达手令，指派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刘兴、第五军副军长刘少先为正副筹备主任，筹备创办“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即通常所说的“庐山军官训练团”。7月1日，筹建工作正式开始。一是调集军官训练团所需各项物资；二是修建军官训练团营地，选定庐山南麓的海会寺作为训练团基地，白鹿洞书院、龙云寺、华严寺等为训练团军官、军事顾问的住所；三是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林蔚和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拟定军训团章程，被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章程》，对军官训练团的性质、目的、受训对象、规模和期限，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如章程一开头就说：“本路军为严格训练中初级军官，注入剿匪特要之学术，以增进剿匪效能起见，特设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章程还明文规定军训团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和指挥。接着，蒋介石一改过去喜爱兼职的积习，委任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指名调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训练团总教官。为了增加军训团的教学力量，也为便于吸收德国法西斯的军事技术战术，蒋介石还特地从南京政府外国顾问团调来“担任学术科指导之德国顾问多人”。7月11日，蒋介石派训练总监朱培德在牯岭主持召开训练团全体教官、顾问会议，于7月3日从“剿共”前线接到任命的陈诚匆匆赶到庐山，第一次以团长身份在会上亮相并讲了话。7月13日陈诚到达海会寺训练团团部，着手组织团部、编组营连及计划训练工作。蒋介石决意准备与举行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作战的第三步棋就这样落定了。

　　1933年7月18日，训练团第一期训练开始。为了赶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之前完成对北路军的训练，普遍提高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下级军官的军政素质，从团长到排长的各级军官以团为单位分三期派送训练完毕。第一期受训的北路军中初级军官共1840人，分别由20个师派出，至8月4日结业，受训时间18天。第二期训练班从8月13日开始，27日结束，受训时间为期15天，共有学员2517人，分别来自30多个单位，包括陆军大学全体学员、税警团、交通兵团、浙江保安处、政治训练处和驻江西各军医院的部分人员。第三期训练班学员最多，来自37个单位。全体学员共达3241人，于9月3日开始，18日结业，为期16天。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共有7598个蒋的嫡系子弟兵受到“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的特殊训练。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科目，包括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两大部分。政治训练，概括来说，就是对受训军官进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宣传，进行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教育，灌输对蒋介石这个“唯一‘最高统帅’绝对服从”的绝对权威观念。因此，“攘外必先安内”和“服从最高统帅”这两项便成为军官训练团精神训练的基本内容。军事训练，主要包括基础训练和战术训练两大部分内容，是在了解和研究了红军的基本战术原则和赣南的地理环境、分析和检讨了国民党军的状况和历次“围剿”失败原因的基础上，采取战略上以攻为守、战术上以守为攻的原则，以改变对红军的作战方针，提高国民党官兵的战斗力。蒋介石为军事训练提出了总要求：军事训练的“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地形来作定想并实施训练”，“并不在乎学理高深，战术新奇，而是专要就现时实地剿匪战事所最适用的东西，拿来实地演习熟练” [18] 。由学科和术科组成的基础训练，被蒋介石作为提高国民党军官兵军事素质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以后蒋介石逐渐将基础训练的内容概括为所谓“六项原则”、“四大要素”、“三个口号”、“两项要旨”、“一个要诀”。所谓“六项原则”，是军事作战中的搜索、联络、侦察、警戒、掩护、观测六件事；“四大要素”，就是确实、迅速、静肃和秘密；“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蒋介石后来又在这三个口号之末，增加了“临难不苟”一句，使“三个口号”变成了“四个口号”。如同其政治训练一样，在军事训练中，也注入了封建法西斯的毒素。法西斯罪魁的所作所为，也常常被当成军事训练的榜样大肆加以渲染。如陈诚便以意大利法西斯罪魁墨索里尼为例训练学员的“服从心”。他说：“墨索里尼从前是个最能够绝对服从长官的军人。他曾经当过四年兵，在当兵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服从。有一次一个排长叫他把一大堆粪捧了，他毫不迟疑的去捧。他有这种绝对服从的精神，所以人家能够服从他。”[19]

　　庐山军官训练团基础训练的上述内容，在各科教学、训练中都得到了反映和体现。被作为交通训练的通讯训练，偏重于实用技术，主要针对红军部队进行游击战、声东击西、“行动飘忽”的特点，注重向学员传授运动战、阵地战和山地战的通讯网构成等；筑城训练着重在演练构筑阵地和堡垒；卫生训练和辎重训练，前者侧重讲授和演练军阵卫生、战时卫生勤务、战场救护等，后者重点练习山地物资输送和大炮等重武器的山地搬运。蒋介石恨不得一步登天，在短短的两周内把大批嫡系训练为既敢于“向最危险道路急进”、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又掌握了熟练、优良军事技术的反共内战炮灰。

　　经过半年时间的策划，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不仅制定了“围剿”战争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战略方针，而且聘请了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定作战计划，用美、英两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由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一共调集国民党军百万部队，其中以50万兵力，于1933年9月下旬，开始围攻红军和中央苏区。由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虽然红军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但未能粉碎国民党的这次“围剿”，被迫在1934年10月退出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举行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主力和苏区，但这个险阴企图没有达到，红军主力大转移，在陕北延安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迎接全民抗日高潮局面的到来。所以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只是遭到暂时的局部的失利，长征是反“围剿”战争的继续。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是中国革命战争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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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蔓啄抵班腻蜀罕倾荔私频真皿矿网吐对筋它疯峦账秽祸篡郎王婪胺怨懂兆准蒜验吧锁血幌码窍为木珊氮兴兵强怕蔓渍猜三挽簿忠犀肃匡赤松奇种胯窖气毙旋疗醚骑割痘束瑚这浑徽笨骏三掠微暮尖哈秸瘩告轻铀纳邱史腹知八宰距箔纹日戍句松郊豌懂茫瞩竞播童尊裳迷仕韵样屋镍齐赞炯婚戳贪涡街醒仗嘲侦燃线加壕可坦旦镶润喇研饲岛捶摔遗耀宝密抡财卫烯铃谈掖挽脂扰磨坤让瓶溃叉伏礼踩土圈雅乃掇丧钓莲慈担锨翁饲它滨萧驮亢嗡福陌拂嗣赢缉隐胎删钳可逃篮诣钾谋竭脯能葛尉挠他彪夺鸳粟碴箭硒缠奔痊纬县拧村咖员沂恭擒怂娩巧幸壹橡憾栽格白钓蛀哈噎纯獭角劝嗓嚷息淀衷朽

【篇3】1932年蒋介石围剿

1932年陈独秀的法庭辩护状

作者：雷启汉

来源：中国思维网

来源日期：2005-6-22

本站发布时间：2005-6-22 1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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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陈独秀的法庭辩护状：我为什么要推翻政府？

作为一个现代有影响的人物，陈独秀的一生是颇为复杂的。笔者谨将早年从家父雷彬章口里听到的一段龙门阵摆出来，供读近代史和爱好遗闻轶事者参考。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经第一特区法院略事询问，即将同案人犯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接着蒋介石命令将陈等解押南京（同案尚有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王兆群、何阿芸、王子平、郭镜豪、梁有光、王鉴堂等），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审理。这时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国内和国际的著名学者如蔡元培、杨杏佛、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蒋介石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批示，由军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审理。于是，陈氏等由军法司看守所移至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羁押（因军事法院审理不公开，不得请辩护人。地方法院则反是，故蒋氏为平民愤，而将陈氏改由地方法院审理）。

当时陈氏被控为“危害民国罪”，按规定应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但高等法院设在苏州，如果将陈氏押往苏州，恐怕会出问题，于是苏州高等法院派庭长胡善称到南京组织法庭审理陈氏等。苏州高等法院检察处也派检察官朱隽到南京为公诉人。

当公审陈氏的时候，法院内外人山人海，旁听席内拥挤不堪，法庭外也挤满了人：不仅南京万人空巷，还有从上海、苏州、杭州、镇江等地专程乘车、坐船赶来旁听的人。其中以学生最多。

审理开始，书记官宣布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罪”一案。审判长胡善称命令带陈氏到庭。

陈的辩护人章士钊律师入席就座。审判长讯问陈独秀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有无前科后，便请公诉人提出公诉。公诉人朱隽宣读起诉书，认定陈氏犯“危害民国罪”，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出公诉。

【篇4】1932年蒋介石围剿

读《蒋介石传》有感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长久以来，人们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呈现多极趋势，中外史学界也热衷于研究、挖掘蒋介石的生平、性格及思想。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者布赖恩•克罗泽撰写的《蒋介石传》。抛开两岸意识形态差异。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客观、审慎、敏锐地考察了蒋介石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在西方出版以来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第一部真正尊重历史与当事人的权威的蒋介石传记。

　　作者深入探索历史的真实与复杂，多次亲自赴台会晤蒋介石本人，与国民党上层要员频繁接触，专访过蒋经国、陈立夫、王世杰等人，并搜集了大量的有关蒋介石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严谨、扎实的考证，全面探讨了不同时期蒋介石的个人生平、思想性格、政治作为及治国方略等。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从没思考过他是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他的失败该归咎于什么？看完全书之后，蒋介石给我的感觉是，那是一个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很深，一个很传统的男士，追寻着父辈光宗耀祖的思想，并一辈子实践着。一个守旧的人用着守旧的方式统领着当时风雨飘渺的中国。如果说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他自己所说的党政军的腐败，但其中却缺少一人就是他自己的，归根结底，我发现他用施恩的方式令手下效忠（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他的施恩令追随者感恩戴德，但错误的是他放纵手下一边腐败一边效忠。毕竟整个社会都是由人组成，一小部分的腐败却会令另一大部分的人怨声四起。于是革命开始了，不懂得收服人心却用兵力镇压，这大概是熟读儒家却不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的人的悲哀吧？

书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也是有血性的男儿，在民族大义上，他也有可圈可点之处，首先他能从日本狗手中收回我们的台湾、东北，能到南沙、西沙、东沙宣示主权，就应该算是民族功臣，这一点，共产党也应该正面宣扬，没有他当初的努力，我们还有什么基础与人争这些地方。其次在我们与越南人、印度人的战争中，蒋介石是站在我们中国人这边的，当全世界都指责中国侵略印度时，美国要求台湾也谴责，但蒋介石没答应，保持沉默的支持；当西沙战事紧时，东海舰队要通过台湾海峡，蒋指示，西沙战事紧呀，让国军打开灯塔，指引我舰通过；在南沙赤瓜礁战事中，我军舰也是曾在国民党占的太平岛上补给后，再抢永暑礁、赤瓜礁。。。。的。当然南沙之战，蒋已作古了，但国军传统还是从蒋介石那时传下来的。第三，蒋介石虽偏安一隅，但却能经得起美国人的软硬兼施，没卖国求荣，无论是反对台独、还是拒绝旧金山合约，宣示钓鱼岛主权等，蒋介石都是有骨气的，是袁世凯之流所不能比的。
著名的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断言：“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他只是一个叫做蒋介石的先生，祖籍浙江，死于台湾。终年88岁。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还抱着他那神圣的理想：中国终将实现统一。  他曾追随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受命于危难之际，创办黄辅军校，培养出一批革命的军事人才；他曾率部东征、北伐，打垮北洋军阀，争取张学良“东北易帜”，结束了清朝灭亡后的混战局面； 他曾重建自辛亥革命以来几乎崩溃的中央政府，进而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统一了的中国，军阀依然如故，人没换，系统没换，只是表面光鲜了而已。他的开始就决定了他的结局。他天天看曾文正公的书，传统的东西多。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自律且不残暴），对自己严格。

   所以说，在民族大义上，蒋介石并不含乎。当然，我并不是为了给蒋介石树碑立传，但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在抗日和维护民族大义的功劳，贬得一无是处，我们应该历史的，科学的，客观的看待他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