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 ＊
减值会计计量的统一
毛新述 戴德明
(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100048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100872 )
【摘要】本文从财务报告模式的转换讨论了建立与财务报表目标 、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要素定义相符的计量标准 , 进而分析了现行主要准则体系中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减值会计计量的分离及其不利后果。
在此基础上 , 提 出了基于财务报告
“ 价值观 ”
的要求统一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减值会计计量的可能途径 ,
从而为解决以
FASB 和 IASB 为主的不同准则制定机构关于资产减值会计计量的分歧 ,
实现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 ,
以及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财务报告模式 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 资产减值
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监管机构 、 准则制定机构和财务报告使用者对公允价值计量和资产减值会计计量的广泛讨论。其中 , 资产减值会计计量一直是美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最大障碍 , 尽 管金融危机咨询组
(FCAG) 2009 年
7 月在改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和趋同的建议中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必须推进其趋同 。
但两者制定理念的根本差异使其趋同 未有实质性进展 , 为实现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 , 以及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蒙上了阴影。
为了推进公允价值计量和资产减值会计计量的国际趋同 , 准则制定机构迫切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1. 从概念框架的推理来看 , 何种计量属性是最恰当的? 2. 什么情况下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 什么样的资产可以采用? 应当何时采用 ? 3. 为什么公允价值计量和资产减值计量是分离的 ? 两者分离的不利后果有哪些? 是否存在统一的逻辑基础 ? 本文首先从财务报告模式的转换讨论了建立与财务报表目标 、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要素定义相符的计量标准 。分析得出 , 从概念的演绎看 , 与财务报告目标和相关概念相一致的计量基础应当是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和资产减值会计计量都可以视为价值计量的具体体现 , 尽管两者的产生 、 发展和具体计量方法是分离的。从现行的准则体系来看 , 两者的分离不仅使概念的演绎未形成内在一致的逻辑 , 也带来了准则制定和执行上的困难。因此 , 本文认为 , 资产减值会计仅是对价值计量施加了不对称的约束 , 没有必要为资产减值会计计量建立单独的标准 , 应当基于财务报告 “ 价值观 ” 的要求统一公允价值与资产减值会计的计量方法 , 从而为解决以 FASB 和 IASB 为主的不同准则制定机构关于资产减值会计计量的分歧 , 实现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 , 以及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提供可行的思路 。
＊
本文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70972131 )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 10 YJC 790190 ) 、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项目
(PHR 20100512 ) 和北京工商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资助 。
一 、 财务报告模式的转换 : 从 “ 成本观 ” 到 “ 价值观 ”
长期以来 , 会计上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 , 并很好地服务于过去的工业时代 。
随着信息和知识时代的来临 , 历史成本模式因不能及时和真实反映公司所拥有的资源而备受指责 。
1978年 , FASB 率先将财务报告的目标定义为向投资者 、 债权人等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 并以此为起点 , 通过逻辑演绎建立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从概念的演绎看 , 财务报告信息要对投资者决策有用 , 一方面应当具有相应的质量特征 , 另一方面应当面向未来 。
基于这一逻辑 , FASB 在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基础上 , 将资产的主要特征定义为预期会给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
因此
,
在资产报告时应当充分着眼于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
( 价值观
) ,
而不仅 仅是取得资源时流出的对价或摊余金额 ( 成本观 ) 。
价值观和成本观的根本区别在于 , 价值观主要面向未来 , 需要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考虑 , 以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作为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依据 , 后续计量中需要按其价值进行动态调整 。
而成本观则主要面向过去 , 只需要从特定主体的具体交易或事项进行考虑 , 以实际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作为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依据 , 后续计量中通常不需要按其价值进行动态调整 。①
IASB 随后也采纳了类似的观点 。
财务报告模式从 “ 成本观 ” 向 “ 价值观 ” 的转变导致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开始从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 。
因为在收入费用观下 , 资产负债表沦为成本摊余表 , 甚至有些项目根本 就不是资产或负债
,
因此 ,
资产负债项目的金额通常不能反映其价值 。
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转换促使
FASB 和 IASB 在准则制定中开始大力推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 。
公允价值计量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成为许多资产项目计价的依据 。
对没有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项目 , 在其后续计量中 , 如果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高于其预计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 , 表明资产发生了减值 , 应当将其账面价值减记到公允价值或可收回金额 。
总之 , 以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依据 , 提供资产和负债市场价值信息以 计算有序清算时的企业价值
( 或最低企业价值 ) ,
是财务报告
“ 价值观
”
的主要体现 。
总体来看 , “ 价值观 ” 下的财务报告相对于 “ 成本观 ” 下的财务报告而言 , 能更好地满足财务报告的目标 , 理由如下 :
1 . 对权益投资者
( 1 ) 权益证券的定价
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影响 ,
财务报表包含的信息应当有助于权益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推测企业的基本价值
。
因此 ,
FASB 和
IASB 在准则制定中主要关注权益投资者
。
对权益投资者而言
,
财务 报告的主要作用在于向其提供出于投资决策目的的与价值或价值的估计变量有关的信息 (直接估值理 论
) ,
或提供用于评估公司权益价值的估值模型所需要的输入信息
( 权益估值输入理论
) 。②
“ 价值观
”
隐 含的逻辑是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需要对股票或者公司进行估价 , 所有对估价有用的信息都是与决策 相关的
; 如果会计能够直接估计出每股价值 ,
会计信息便会更加有用
( 夏冬林 ,
2006 ) 。
因此
,
相对于
“ 成本观 ” 而言 , “ 价值观 ” 下的财务报告能更好地满足权益投资者的需求 。
“ 成本观 ” 和 “ 价值观 ” 下财务报告的有用性可以通过比较历史成本信息和公允价值信息与权益价值的相关性进行检验 。
已有的经验证据也表明 , 公允价值计量相对于历史成本计量而言 , 在养老金资产和负债 、 权益证券 ( 包括衍生金融工具 ) 、 投资基金 、 贷款 、 投资性房地产以及无形资产的计量方面 , 可以为权益投资者提供更加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信息
(Barth ,
1991 ;
Barth ,
1994 ;Barth ,
Beaver 和
Landsman ,
1996 ;
Venkatachalam ,
1996 ;
Barth 等
,
1998 ;Barth 和
Clinch ,
1998 ;Mu l er ,
1999 ;Danbolt 和
R e s ,
2007 ) 。
在现行各种计量基础中
,
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满足财务报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 并且是唯一具有综合性和内在一致性的计量基础 ,
因
① 尽管资产减值计量同资产的折旧和摊销都要求对资产进行重新计量 , 但两者具有本质区别 。
折旧和摊销本质上是一种 “ 分配 ” 方法 ,
仍属于历史成本计量的范畴 。
而资产减值计量则是一种价值计量方法
( 不对称的价值计量 ) ,
属于新起点计量 。
②
详细的讨论请参见
Holthausen 和
Wa t s( 2001 ) 的论述 。
而是最优的
(Barth ,
2006 ) 。
但是 ,
当缺乏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时
,
公允价值估计中存在的主观判断为管理层操纵盈余和净资产提供了可能 ,
从而损害财务报告的质量
(Dietrich 等 ,
2001 ;Bea t y 和
Weber , 2006 ;Hilton 和
Brien ,
2009 ) 。
( 2 ) 受托责任的评价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投资者对管理层受托责任的评价。盈余信息常常是评价管理层受托责任
的关键数据 , 而盈余计量涉及的首要问题是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资源是否得到了如实或完整的保持 , 即资本保全问题 , 因为资本保全概念提供了盈余计量的参照点 。资本保全概念关系到主体如何定义其力求保全的 资本 。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基本类型
: 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 。
尽管
IASB 在
《 编报财务报表的框 架 》 中宣称 , 实物资本保全概念要求采用现行成本计量基础 , 但是 , 财务资本保全概念不要求采用特定 的计量基础
。
但
Solomons( 1995 ) 认为
,
IASB 对资本保全所要求采用的计量基础做出了一个危险的错误 评述 , 并指出 , 无论如何界定 , 财务资本保全都要求采用某种现行价值模式 , 它与历史成本模式是不一致的 。事实上 , 将资产和负债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 尤其是将减值损失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 , 很难满足资本保全的概念 , 因而也无法恰当评价管理层的受托责任。
2 . 对债权投资者
债权投资者也是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在 SEC 和正式的准则制定产生之前 , 贷款估值的需要和债务契约的需求对资产负债表的形成过程发挥着主导作用
(Holthausen 和
Wa t s ,
2001 ) 。
资产负债表的债务 契约职能表明 , 财务报告应当反映资产 ( 如房地产和有价证券 ) 的市场价值。原因在于 , 债务契约使用 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来作为对公司资源和债务求偿的估计 , 以评估债务人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 , 并启动限制管理层降低公司和债务价值行为的有关条款 , 这就要求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对其可分离资产市场价值的 估计
(Smith 和
Warner ,
1979 ;Leftwich ,
1983 ) 。
因此 ,
总体而言
,
基于
“ 价值观
”
的财务报告较基于
“ 成本观
”
的财务报告而言
,
可以更好地满足债权投资者的决策需求
。
Ha n a ,
Heflinb 和
Subramanayama
( 2007 ) 比较了养老金会计中公允价值和平滑模型
(SFAS 87 ) 下财务报表的价值和信贷相关性 。
研究表 明 , 公允价值确实提高了资产负债表的信贷相关性 。
基于上述分析 , 从投资者决策有用性的角度看 , 基于 “ 价值观 ” 的财务报告总体上要优于基于 “ 成本观 ” 的财务报告 。
但完全基于 “ 价值观 ” 进行财务报告 , 还存在较大的困难 。
一方面 , 估值并不是财务报表的惟一功能 , 除此之外 , 还存在着估值以外的包括契约在内的很重要的影响会计和准则制定的力 量 。
这些非估值因素 ( 如订约 、 监管等 ) 不仅影响着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实务 , 而且有证据显示 , 它们在会计实务中占据中心地位
(Holthausen 和
Wa t s ,
2001 ) 。
例如 ,
考虑到债权人对公司成长期权上的收益 没有任何追索权 , 但需承担股东执行清算期权时的损失这种不对称性求偿权 , 债权人尤为关注资产的最低 市场价值 。
同样考虑到当薪酬契约与业绩挂钩时 , 管理层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乐于确认资产增值利得 , 并避免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
但除投资性资产外 , 非流动经营性资产的增值通常无法反映管理层的努力程度 。
另一方面 , 市场的非有效性可能会对价值计量的可靠性产生影响 , 例如通过高估资产价值在财务报告中引入偏差和噪音 , 从而影响契约的效率 。
非估值因素和市场有效性的考虑意味着需要对价值计量的运用施加某种约束 , 即当存在不确定性时 , 只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 不确认资产增值利得 , 这就导致了资产减值会计的产生 。
可以看出 , 资产减值会计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的价值计量 。
二 、 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减值会计计量的分离 尽管从概念的演绎看 , 与财务报告目标和相关概念相一致的计量属性应当是现行价值 ( 公允价值 ) 。
然而 ,
《 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
5 号 — 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
》
(SFAC 5 ) 最终没有将现行价值作 为财务报告的主要计量属性 , 关键的原因是当不能得到可观察的市场价值时 , 准则制定机构对如何确定资产的现行价值 , 以及估计的现行价值是否满足可靠性和成本效益的要求存在重大顾虑 。尽管现行价值未被
指定为财务报告中资产的主要计量属性 , 但在资产减值会计中却被广泛运用。
FASB 也一直未放弃对现行价值计量的探索 , 在经过 10年的酝酿和反复讨论后于 2000年发布了 《 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 7号—在会计 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
》
(SFAC 7 ) ,
为不能得到可观察的市场价值时如何估计公允价值提供了 一个框架 , 从而为更大范围地应用现行价值计量奠定了基础 。
FASB 还于 2006年发布了 《 财务会计准则 公告第
157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SFAS 157 ) ,
专门规范公允价值的计量
。
尽管现行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和资产减值会计计量都被视为 “ 价值观 ” 的体现 , 然而两者的产生 、 发展和具体计量方法却是分离的 。
( 一 ) 产生和发展不同
在美国 ,
最早的公允价值运用可能与司法判例有关
。
受
1898 年
“
SmythvsAmes ”
判例的影响 ,
公用事业企业不动产应当按公允价值计量
,
并根据该价值确定投资资本的收益率
(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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