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已经发生事。或者想象故事。故事一般都和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他们迫切地希望认识自然，于是便以自身，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酒海井红军烈士的故事3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酒海井红军烈士的故事3篇
【篇一】酒海井红军烈士的故事
广西灌阳酒海井发现超20具红军遗骸，他们是谁？经历了怎样的血战？
9月24日，广西灌阳，超过20具人体遗骸被安葬在红军烈士纪念园。这批遗骸，打捞于灌阳县新圩镇酒海井内的淤泥深处，他们的身份，是83年前在灌阳作战期间受伤的红军烈士。
灌阳县新圩镇，一个略显陌生的地名。可若提起83年前长征途中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几乎无人不知。打响湘江战役第一枪的，正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的首战——新圩阻击战。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为保证中央纵队及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红三军团红5师、红6师18团、红五军团红34师先后在灌阳新圩浴血阻击国民党军队，最终，红5师折损过半，红6师18团和担任后卫的红34师几乎全军阵亡。更令人发指的是，红军救护所里的百余名重伤员，因战事紧急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抓住后竟活生生扔进井里而壮烈牺牲。
在灌阳本地，红军被沉井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然而，直到今年9月，他们的遗骸才重见天日。惨烈的历史被证实，而红军遗骸背后的那场血战以及战斗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再次震撼了我们。
“铁三角口袋阵”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抵达湘桂边境。当时，中央红军的计划是进入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要想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自东向西渡过湘江。横跨在广西和湖南边境上的湘江，是红军北上进入湘西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也盯上了这条必经之路，屡次“围剿”红军失败的他企图借助湘江天险设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动向后，迅速在南昌召开国民党军事会议，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兵分五路“追剿”红军。
在蒋介石看来，他的五路“追剿”计划前堵后追、南压北挡、两侧夹击，调动25个师近40万兵力，最终目的是将红军包围在以广西全州、兴安和灌阳为顶点的“铁三角口袋阵”，彻底消灭红军在湘江东岸，可谓万无一失。只是，蒋介石没想到，他的“铁三角口袋阵”竟然悄悄地向红军开放了一条通道。
11月22日，白崇禧突然下令，原本已经进驻桂北边境全州、兴安和灌阳三县的桂军主力，均撤向灌阳往南约百公里的恭城方向。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1929年的蒋桂战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都有李宗仁、白崇禧反蒋的身影。作为国民党内最有军事才能的地方军阀，白崇禧对蒋介石只是维持着表面的服从。
部署“铁三角口袋阵”时，蒋介石为笼络桂军，特地给白崇禧发了一大笔军费。果然，白崇禧部在桂北一带撒开大网，一副严防死守、与红军决战的架势。不过，这样的架势并没持续多久。灌阳县史志办原主任、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副院长文东柏告诉记者，多了个心眼儿的白崇禧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薛岳中央军一直在红军后方追而不击，始终与红军保持着30公里的距离。他不由对蒋介石起了防范之心，能追上却故意保持距离，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把红军赶进广西，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等双方两败俱伤，中央军再坐收渔翁之利。
“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兵力大约是8.6万，而桂系的正规军只有2.9万人，其余的都是民团和地方势力等，双方若正面开打，桂系占不到什么便宜。”文东柏分析说。既然如此，白崇禧自然要找借口避免与红军大规模血战。
事实上，11月20日晚，白崇禧就已召开“防剿”军事会议，决定把兵力向南撤往恭城一带，他欠缺的只是一个南撤的借口。没想到，就在白崇禧绞尽脑汁寻找借口时，11月22日，红军的一小支兵力——红九军团先头部队对桂军防守的龙虎关发起了攻击。龙虎关恰好就位于恭城，北距灌阳约百公里，是广西与湖南的重要通道之一。这一行动简直是白崇禧从桂北撤军的绝佳借口。11月22日下午，桂军开始南撤。就这样，万无一失的“铁三角口袋阵”被打破，一条生命的通道悄然向红军敞开。
可惜，这条通道敞开没多久，蒋介石就发现了白崇禧的意图。他在给白崇禧的电报中怒斥，“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话说得如此严重，白崇禧部不得不重新北上。
不过，向蒋介石展示“剿匪”决心的同时，白崇禧仍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决定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也就是让开正面，占领侧翼，狠狠打击尾部，目的是促使红军早日离开桂境，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断绝中央军尾随红军深入广西的可能性。
白崇禧决定狠狠打击红军尾部的地点，正是灌阳新圩。
“不惜一切代价”1934年11月27日，红5师师长李天佑正带领部队行至灌阳县文市附近，译电员送来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是红三军团发来的，电报内容简单直接，命令红5师14团、15团立即赶往新圩附近，阻击敌人，保证整个部队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
接到这样的命令，李天佑并不意外。自从红军开始长征，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一直是长征的前锋部队之一。红军长征时采取的是甬道式阵形，所谓“甬道式”，就是中央纵队、老人妇女和后勤部队等走在中间，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走在队伍的左前、右前、左侧、右侧和后方，像抬着一顶轿子，从五个方向保护中央纵队的安全。而彭德怀率领、李天佑隶属的红三军团，就行进在中央纵队的左前方向。
甬道式阵形在战略转移时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缺乏作战灵活性。据说，毛泽东曾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无奈当时的红军由李德、博古为首的最高“三人团”掌权，毛泽东虽名义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已被排挤出了决策圈。彭德怀也曾经气恼地评价这种阵形：“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这个样子打仗，注定是一场硬仗。李天佑接到的电报中，最后一句是个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任务是艰巨的，文东柏告诉记者，当时李天佑带领的两个团，加上军委临时指派的“红星”炮兵营，一共不过3900多人，并且已经连续多日急行军，且不说武器、弹药，就连最基本的给养都不充足。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在灌阳县城以逸待劳、本土作战的白崇禧部两个师，敌军足有13000多人，还配备了飞机、大炮。
1914年出生在广西的李天佑，当时只有20岁，但早已身经百战。他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百色起义和中央苏区的多次反“围剿”战斗。他当然深知此战的艰难，但他更清楚这次战斗的关键性。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沿着穿过新圩的唯一一条公路，向南15公里是灌阳县城，红5师需要阻击的敌军就驻扎在那里；向北5公里，则是红军去往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古岭头。新圩就像这条路的咽喉，一旦被敌人抢先占领或突破，向东北方向，敌人可以轻易堵截红军入桂的关隘；向西北方向，则可快速占据湘江东岸的各个渡口，那样红军将彻底被围进蒋介石的“铁三角口袋阵”里。
确定了新圩的位置，李天佑立刻带领红5师，火速向新圩推进。几乎与红5师同时，灌阳县城的敌军也正在一路向北，企图抢占先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所幸，27日下午4点多，红5师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抢占了新圩附近的阵地。李天佑回忆那时的情景：“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有一人深，刚好隐蔽部队。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圩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
83年后的今天，李天佑看到的那条公路依然是灌阳通往湘江渡口的主要通道，只是当年的黄土路已经变成了平坦通畅的柏油公路。公路两旁绿树遍山，村庄祥和，只有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和若干战斗遗址提醒着我们，83年前，为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李天佑带领红5师在新圩附近的山头，硬生生扛了三天两夜。
白刃战根据新圩附近的地形，李天佑与几位师领导商量后，将全师主力部署在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上，以公路为界，红15团在左翼，红14团在右翼，“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左后侧。
趁着敌人尚未赶到新圩，红5师主力部队迅速开始构筑简陋的临时工事。这天，除了来时先头侦察排遭遇敌方侦察连后主动出击很快击退敌军外，下午和夜晚显得格外平静。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大战在即，这只是短暂的沉寂。
果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一阵密集的炮火就响了起来。硝烟弥漫中，桂军第十五军代理军长夏威率领的第十五军44师打头阵，向红军前沿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湘江战役的第一场阻击战新圩战斗，正式打响。
面对敌军精良的武器和数倍于己的兵力，红5师的应对之措是近战，甚至最残酷的白刃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红军火力弱、弹药匮乏的困难。
作战前，李天佑向战士们下达命令，对敌人最初的进攻不予理睬，把敌人引到阵地前沿，再突然反击。许多年后，红5师14团战士刘来保还记得，“连长下令不准乱打，要保证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于是，站在距离前沿阵地不过三里路的指挥所里的李天佑，通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敌人……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一直沉寂着，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十几米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败下去的敌人射击……”
敌军的前两次进攻以失败告终，新圩首战告捷。但这只是开始，敌人很快集结兵力，加强火力，再次进攻。新圩阻击战的第一天，在打退一波波敌人的连续作战中结束了。
29日拂晓，战斗更加激烈。除了44师，敌军不仅增加了一个师和一个独立团的兵力正面进攻，而且在熟悉地形的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帮助下，派出分支部队从侧面迂回，前后夹击红军阵地。与此同时，6架飞机飞抵新圩上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
坚守在山头的红军战士腹背受敌，情况越来越紧张。14团一连指导员何诚记得：“我们的阵地到处都被敌人打得稀巴烂。第一道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山上的松树也只剩下了枝干，谁也记不清已经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红军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手榴弹逐渐扔光了，子弹也打没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用刺刀拼，最后干脆与蜂拥而上的敌人厮打肉搏起来。
红军战地救护所旧址。伤亡的红军战士越来越多，李天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列列的伤员从我的身旁抬到后面去……”“后面”，就是红5师设立在下立湾村（今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祠堂的临时战地救护所。那时的李天佑没有料想到，这些刚刚还在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些被送往战地救护所的重伤员，几天后竟然会面临那样悲惨的命运。
他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原因不是战士们不勇敢，而是这些山头的战士们全部伤亡了……
14团报告，团政委负了伤。15团来电话，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都负了伤，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全团伤亡500余人……
此时此刻，李天佑最希望的，就是前往湘江渡口的中央纵队能够走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甬道式”前进的队伍辎重太多，再加上山路狭窄，连续行军，这些天，中央纵队平均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军团的电报不断发来，无一例外，都是要求红5师“继续坚持”。
李天佑咬咬牙，必须坚持！他找到师参谋长胡震，派他到15团的阵地，顶替受伤的团长和政委指挥作战。他对胡震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然而，没过多久，敌人的炮火就打到了指挥所附近，而前方传来消息，胡震参谋长中弹牺牲。
消息传来时，李天佑正在给14团团长黄冕昌打电话，他“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残酷的战斗还在继续，29日下午，红5师最后一个尚未负伤的团级干部14团团长黄冕昌，也牺牲在了阵地上。这是红5师前所未有的伤亡。
30日，激战再起。时任红5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回忆：“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我把二营预备队和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战斗越来越惨烈，红军的阵地被不断蚕食。越来越狭小的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但战士们依然死死地钉在仅剩的几个山头上，敌军始终未能越过红5师钢铁般的防线。
终于，30日下午4点多，李天佑接到了军团发来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湘江，红5师的阻击任务完成。按照军团命令，红5师需将防务交给红6师18团，然后迅速赶往界首驰援红4师。至此，红5师与敌军三天两夜的血战终于结束，全师付出的代价是2000多名红军战士的鲜血和生命。
那天夜里，李天佑带着红5师幸存的1000余人，星夜兼程，西渡湘江。因为战况紧急，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员根本来不及跟部队一起转移。这个设在下立湾村祠堂里的简易救护所，几乎没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但接替红5师的后卫队伍继续战斗时，救护所仍在接收源源不断的伤员。
消失的番号接替红5师的是只有1500多人的红6师18团，他们接防的地点是新圩镇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因为双方兵力实在悬殊，红5师顽强抗击，终究没能阻止阵地的后撤——炮楼山距离红5师最早阻击敌军的排埠江村，已经北撤了5公里左右。自此再往北，地形趋缓，18团的将士们已经退无可退。
从11月30日傍晚到12月1日白天，在炮楼山狭小的阵地上，1500多名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桂军短兵相接，舍命厮杀。他们打退了敌军的一次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在退守到陈家背时被分割包围，最终，除小部分流散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红6师18团，这支英勇的队伍，成了湘江战役中消失的三个部队番号之一。另外两支部队，一支是行走在中央纵队侧翼的红八军团，另一支则是从长征开始就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红34师。
红34师，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建制的，成立于1933年春的这支队伍，战士基本都来自闽西的贫苦农民，他们士气旺盛，骁勇善战，尤其敢打近战、夜战和肉搏战。
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红34师原本的任务是接替红6师18团，在新圩附近阻击敌人尾追。11月29日下午3时，军委发给红34师的电令是这样的：“（11月）卅日晨应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红（枫）树脚、泡江以北的部队，主力应控制于红（枫）树脚，顽强保持上述的地域，以抗击灌阳之敌。”
但事实上，直到11月30日下午，不熟悉地形的红6师18团才完成了和红5师的接防，而且接防地点炮楼山是在枫树脚以北约5公里的位置。也就是说，11月30日下午枫树脚已经失守。对于战场形势的变化，34师却毫不知情，接到军委电令时，他们正在与湖南道县交界的灌阳县文市至水车一线一边布防，一边与蒋介石五路“追剿”大军中的周浑元部血战，目的只有一个——接应红军最后一支渡江队伍红八军团入桂。
周浑元部是中央军，早在红军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时，就吃过红军的亏，这一次，他们带着“报复”之心，来势汹汹。34师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直到晚年，34师100团团长韩伟还对那场战斗记忆犹新，“弹药打光了，红军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我团1营有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
终于，11月30日凌晨，红八军团入桂。随后，34师迅速取道大塘、立洛、洪水箐等地，向枫树脚急行军。在地图上，这条路线是一条不算长的直线，可现实中，沿途不仅尽是羊肠小道，峡谷陡壁，而且要翻过1100多米高的观音山。12月1日上午，当34师终于在观音山艰难登顶时，中央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而18团正被敌军包围，枫树脚阵地早已被桂军突破，大批的桂军正沿着那条仅有的公路向湘江渡口推进。
去往湘江的通道就这样被切断，湘江东岸的34师成了再也无法抵达彼岸的孤军。
凶残的敌军很快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湘军、桂军、中央军纷纷合围而来。而一直处于后卫位置的34师，在连续不断的阻击战中已伤亡过半，并且，因为沿途的粮食被前面的部队筹集一空，他们已经断粮多日。饥饿难耐的战士们依旧要继续战斗，他们试图寻找山间小道抵达湘江，但事实是残酷的，从12月1日到5日，在灌阳新圩及周边的山上，他们没有找到一丝通往湘江渡口的希望，遇到的只有一波又一波的敌军。
12月3日，全州县文塘村，34师遭遇桂军44师的堵截，电台被炸毁，他们与军委的联络彻底中断。12月4日，灌阳县新圩附近，又遭到桂军和民团袭击，全师只剩下四五百人。12月5日，灌阳新圩洪水箐，再遇偷袭，激战持续了一天。
这天晚上，34师决定向东而行——那是与红军渡江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们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据100团团长韩伟回忆，5日晚上，陈树湘师长召集大家开师团会议，作出两条决议，“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其实，早在湘江战役前的11月26日，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会同军团长董振堂紧急召见陈树湘等34师干部时，就曾对他们下达指令：“坚决阻击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打游击。”如今，追赶主力部队无望的34师真的要返回湖南打游击了。
12月6日凌晨，突围开始。韩伟率领着100团仅剩的150多人向西打掩护，陈树湘带领余部向东突围。
12月7日，当陈树湘和战士们终于离开灌阳进入湖南道县时，只剩下200多人。没有人说得清，陈树湘和他最后的战士们经历了多么可怕的战斗。没过几天，陈树湘竟被当地保安团突袭击中腹部，身负重伤的他在昏迷中落入了敌手。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担架上，原来，敌人正抬着他前去邀功请赏。陈树湘如何肯受这样的折辱，他把手伸进腹部伤口，生生拽出肠子，忍着剧痛用牙把自己的肠子咬断了……29岁的陈树湘，就这样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即便如此，国民党军仍然不肯放过他，他们把陈树湘的首级割下，悬挂在长沙城小吴门外示众。
许多年后，与陈树湘情同手足的战友韩伟，才得知陈师长牺牲的故事，得知整个34师最终突围成功者不足百人，他们坚持了一年山区游击战，终因寡不敌众，最后的命运还是大部分牺牲。而韩伟自己，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后，成为34师唯一幸存的团级以上干部。
唯一幸存的团长文东柏告诉记者，陈树湘年长韩伟1岁，两人渊源颇深，他们相识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当时，两人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担任排长。两人还一起参加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后随毛泽东、朱德转战赣南闽西。从此，两人长期在闽西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友谊。据说，34师需要提拔一个师长时，两人还曾互相推让。
在34师最危险的那个夜晚，两位战友发生了第一次争执。12月5日夜晚，陈树湘原本的命令是韩伟带34师主力突围，他负责掩护，但韩伟坚决不从，他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这个师就还在！”最终，两人挥泪诀别，陈树湘带领只有几百人的主力向东突围，韩伟向西，阻击尾追之敌。
在掩护34师主力的战斗中，韩伟率领的150多人打得只剩30多人，他们不得不分散突围。最后，韩伟和身边的几名红军战士被敌人压迫到一处山尖，子弹打光了，山尖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数不清的追兵，没有人愿意当俘虏，在韩伟的带领下，34师最后的壮士们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万幸的是，毅然跳崖的韩伟和几名红军战士竟然挂在树丛上，命大未死。其中，韩伟和另两名战友被附近的一位村民王本生救了下来。王本生是个土郎中，他把三名红军藏在自家红薯窖里，悄悄帮他们治伤。据王本生的弟弟王本容、王本旺回忆，韩伟和姓胡、姓罗的红军在自家红薯窖里秘密住了9天，才躲过搜山的敌人。后来，韩伟几人化装成老百姓，混在卖桐油的村民中逃到了兴安县城。
罗姓红军后来流落至广西南丹县，胡姓红军后来去向如何已经杳无音信。韩伟则从未放弃寻找组织，在找不到组织、自己生活又无着落的情况下，他曾迫不得已暂时藏身在一支国民党部队中，四处漂泊。一天，“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韩伟终于找到了武汉地下党的消息，他试图与组织取得联系，没想到却因叛徒告密，被敌人关进了武汉陆军监狱。直到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韩伟才再次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对于这段惨烈而痛苦的往事，直到1992年去世，韩伟也不曾对家人提过，就连他的独子韩京京，也是在父亲离世后才慢慢开始走近这段历史。
去年10月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让很多观众对34师最后的悲壮历程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今天的观众不知道的是，或许是因为34师的幸存者极少，或许是因为发生在桂北大地的这场战事太过惨烈，在很长一段时期，公开的史料和出版物中几乎都看不到番号已经不存在的34师，甚至整个湘江战役也甚少被提及。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开始寻访长征，34师和它背后的湘江战役，才第一次大篇幅地出现在他后来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只不过，在索尔兹伯里的著作中，34师的全军覆没仍然是一个谜，他只能以第三者回忆的方式叙述这段悲壮的史实：“几个小时以后他们（红八军团）又听到了34师交战的声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34师的声响。整个34师全军覆没，幸存的只有师长和几个掉队的战士。”
在书中，索尔兹伯里把后来牺牲在皖南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错误地当成了34师唯一幸存的“师长”。事实上，真正的师长陈树湘在灌阳战斗后英勇就义，而唯一幸存的团长韩伟，直到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才悲痛万分地写出了亲历者对34师的第一篇回忆文章。韩京京告诉文东柏，当时，两位负责编撰长征史料的同志提出请父亲写这篇文章，这个本来简单的请求，却让八十高龄的韩伟两顿饭粒米未进。
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34师战斗过的灌阳等地，开始着手抢救这段历史。文东柏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末，灌阳党史部门走访了红军足迹经过的400多个村庄，那时，在灌阳落户且尚健在的老红军还有17名。其中，有跟韩伟一起跳崖后失散却幸存的34师战士曾广益（又名曾繁益），有红5师14团负伤昏迷的战士刘来保（原名刘炳煌），也有其他部队辗转流落到灌阳的老红军。这些人和韩伟一样，都是在或伤或病的情况下，幸运地被灌阳的老百姓冒险救下。老红军刘来保在为战士们讲红军故事。然而，被救下的红军毕竟只是少数。据灌阳县统计，1934年红军在灌阳战斗期间，至少牺牲了6000多人。而那些没有牺牲在战场的伤病员，在与主力部队失散后，不得不面对凶残的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大部分最终没能逃脱敌军的残杀。今年9月，广西灌阳县在新圩镇酒海井打捞出的人骨遗骸，其真实身份，就是下立湾战地救护所里被反动势力残害的红军重伤员。
酒海井灌阳县组织人员在酒海井内清淤。
酒海，指的是一种大型盛酒容器。酒海井，位于灌阳县新圩镇和睦村，井口直径约2米，上小下大，因其形取名“酒海井”。灌阳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余旭生告诉记者，酒海井看似是井，其实是个溶洞，下面与暗河相通，谁也说不清它形成于何时，也没有村民知道它到底有多深。
除了深不见底，关于酒海井，当地百姓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红军战士曾在这里被沉井。这无疑是个惨烈的故事，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这个当地人人皆知的故事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去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节点。据灌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恒志介绍，牺牲在灌阳的红军烈士有6000余名，当年战斗后很多烈士的遗体都被当地百姓自发收敛，就地掩埋。近年来，为告慰先烈英魂，灌阳当地一直致力于寻找散葬红军遗骸。截至2016年9月，通过走访老红军家属、查找回忆录、广泛搜集群众线索，以及实地调查，灌阳县境内发现了40多处规模较大的阵亡红军遗骸散葬地，累计散葬的红军遗骸达2560具。
去年9月28日，灌阳县在新建成的酒海井红军纪念园举行迁葬仪式，将第一批散葬红军烈士遗骸迁入纪念园。酒海井那时尚未发现实物证据，在这里表达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是因为2003年灌阳县在这里竖立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碑。而此次举行迁葬仪式的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建设于去年。在这个紧邻酒海井的纪念园，第一批烈士的遗骸终于得以安息。然而，当周恒志看到酒海井，他又想起了那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终年不见天日的酒海井里，是否有可能寻找到红军烈士的遗骸？
他想试一试，可是，这个工程太艰巨了。摆在面前的第一个困难是，百姓的传言能当真吗？灌阳县决定，先重新核查史料证据。于是，工作人员一边走访新圩附近的村民，一边再次梳理史料。有心人，天不负，两边的努力都有了令人欣慰的发现。
酒海井附近的不少村民证实，上世纪70年代，灌阳大旱，村民们曾从酒海井抽水灌溉，巨大的用水量使得酒海井里的淤泥裸露了出来。为了继续抽水，有村民进入井内清淤，结果发现淤泥里竟然有骨头。
住家紧挨战地救护所旧址的村民蒋仁贵，就是当年进入井里的人之一。今年已经89岁的他告诉记者，当时曾摸到人的脚部骨头。只是当时他和很多人一样压根没有想到，这些骨骸就属于他儿时见过的那些红军战士。1934年红军路过灌阳时，蒋仁贵才6岁，他记得自己家前面的祠堂里住满了年轻的红军伤员，除了极个别人偶尔到院子里活动，其他人都是重伤根本动不了。乡亲们见红军可怜，有时悄悄送去一些吃的喝的。伤员们在祠堂住的时间很短，最多不超过10天。可是，当记者问到这些伤员们后来去哪儿了，当年才6岁的他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印象，他现在知道的，也是后来村民们流传的说法。
让传言变得更为确凿的，还是灌阳史志部门留存的史料。1983年，灌阳史志部门征集党史资料时，曾经有一位老红军口述称亲眼见证了红军被沉井的悲剧，这位老红军就是红5师14团的刘来保。文东柏告诉记者，刘来保负伤后，曾在下立湾的战地救护所住过，等伤势稍微减轻自己能动弹时，他就离开了战地救护所试图追赶大部队。可惜，他的身体实在太弱，最后还是昏倒在了酒海井附近的山上。此时的刘来保还不知道，他万幸地躲过一劫。那天傍晚，当他在昏迷中醒来时，眼睁睁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用棕绳捆住伤员的头和脚，用木杆子抬到酒海井，一个个丢下去，好几天后，井里还有人在喊叫……”那些伤员，正是他刚刚离开没多久的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战友。他流着泪想去救人，可负伤的他好几天水米未进，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后来，还是新圩附近的两位老人家在山上发现并收养了他，他才得以活命。
多方线索互相印证，红军遇难的历史事实应该可以确定了。可是，寻找遗骸的行动，还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
烈士入土专家团队对遗骸进行清洗、分类、修复和身份鉴定。
周恒志告诉记者，若真要寻找遗骸，必然涉及科学打捞、鉴定身份等专业问题，不能蛮干，但县里从来没跟这样的专业人员打过交道。也是巧了，今年4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的“湘桂古道”考古团队正好来到灌阳，闲谈之间，周恒志跟他们聊起了寻找酒海井红军遗骸的想法，没想到，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珍研究员最擅长的领域之一就是水下考古，早在1989年，他就接受过潜水训练和水下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培训。更巧的是，李珍就是灌阳人，对于牺牲在家乡的红军烈士，他有特殊的感情。双方一拍即合，寻找红军遗骸的事很快列上了日程。
4月开始，灌阳县一边进行更多的准备工作，一边观测酒海井的水位。每年4月至9月是当地的丰水期，而酒海井所处的位置几乎是灌阳县地势最低的地方，打捞必须选在水位较低的枯水期。幸运的是，今年8月开始，灌阳的雨季慢慢过去，水位开始下降。
8月13日，灌阳县正式启动了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的勘探打捞工作。据余旭生介绍，起初他们试图通过潜水的方式直接勘探，但当李珍和同事们潜入水中后，很快发现，井下地质复杂，井内通往地下河的洞口也被淤泥和石块堵塞了，勘探完全无法继续。
打捞工作一度停滞，直到8月31日，外地一家潜水俱乐部的潜水专家听说了酒海井勘探打捞遇到的困难，便主动派人前来帮助。他们潜入井内勘探后，建议先行清淤，再进行打捞。于是，一个新的勘探打捞方案开始执行，9月1日，灌阳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民政、武装、消防、水利和供电等多个部门，开始组织抽水。9台抽水机分别放置在酒海井井口以及井底地下河在山的另一侧的出口处，昼夜不停地运转。终于，9月9日，井口下方十多米处的淤泥露了出来，消防官兵和村民们小心翼翼，把淤泥一点点地往外清出。
直到这个时候，对于井内能否打捞到红军遗骸，灌阳县工作人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用周恒志的话说，“心里没底，毕竟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井底也不是封闭的。”但他自始至终都坚持做这件事，“为了让红军英烈安息，更为了传承长征精神。”
事情的发展之快出乎周恒志的预料。9月12日上午，清理到淤泥下方约3米时，一个回水湾处，赫然出现了一块人体骸骨。因为浸泡的时间太长，骨头已经发黑了。随后几天，更多的骸骨陆续被发现。余旭生说，最让他震惊的是遗骸旁有打结的棕绳和石块，其中一具相对完整的遗骸，被发现时骸骨上甚至还裹着当年捆绑的棕绳。淤泥中与遗骸一起发现的棕绳。截至9月15日，大量的人体遗骸已被打捞上来。尽管种种证据都将这些遗骸指向83年前的红军伤员，可是，他们的身份确定，最终还需要科学鉴定。
很快，李珍及其邀请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李法军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对骸骨进行清洗、分类、修复和身份鉴定。9月17日，专家团队得出结论：清理出的人体遗骸至少有20具；可确定遗骸均为男性，年龄在15岁至25岁之间；个体身高在1.37米至1.63米之间，体重未超过55.67公斤，骨骼整体发育较弱；一例颅骨上有明显的外力创伤痕迹。此外，骨骼与棕绳、石块等遗物均有明确的埋藏学共出关系。
年龄、性别、身体发育情况、创伤情况，甚至棕绳和石块，都与口述史料、当地村民的回忆相吻合，这也就意味着，这批遗骸的身份，确实是83年前遇难的红军烈士。
惨烈的历史终于被证实了，可是，这些红军烈士究竟属于哪一支部队？对此，文东柏表示，目前只能根据党史资料判断，他们是下立湾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员。这个救护所是红5师所设，这些烈士很大可能隶属于红5师，也就是打响湘江战役第一场阻击战的部队。但也不排除一些烈士是后来在灌阳新圩附近作战的红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红34师的战士。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红军烈士一定是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灌阳战斗过的英雄。
遗憾的是，这些红军烈士姓甚名谁，来自哪里，目前依然无从知晓。不过，据余旭生介绍，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的消息公开后，已经有福建、江西的多位红军后人来信“寻亲”，希望对烈士遗骸进行DNA比较鉴定。“我们已经提取了烈士遗骸的DNA信息，目前正在进行鉴定，尽管概率小得微乎其微，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这些无名烈士找到亲人，让他们真正地回家。”
9月24日，我国第四个烈士纪念日前夕，打捞自酒海井的这批无名烈士遗骸被安葬到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园中。
83年前，从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恶果，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终于迎来新的转折点。83年过去了，为红军突破湘江付出性命和鲜血的这些红军烈士终于远离黑暗阴湿的井底，入土为安。他们的姓名或许永远无人知晓，但他们的英魂和功勋将与那场发生在桂北大地上的血战一起，永远被铭记。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7年10月31日【版权声明】本公众号所发布的内容，除注明来源外，均来自微信号“北京日报纪事”（bjrbjishi），版权均属北京日报社所有，任何媒体、机构或个人未经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或发表。违者将由北京日报社依法追究责任。
【篇二】酒海井红军烈士的故事
烈士的故事
毛岸英烈士
毛岸英烈士是毛主席的大儿子，8岁就和母亲一块儿坐牢，后被救出。1936年当组织找到他，送他去苏联学习。1943年在苏联入党，1946年回到祖国农村锻炼，1950年8月25日毛岸英同志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诺尔曼 白求恩烈士
白求恩烈士是加拿大共产党人，是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1938年他受派遣来到中国，转送到晋察冀边区，担任军区卫生部部长。在艰苦的岁月中，他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为我国民族的解放事业创造光辉的贡献。1939年11月12日因医治伤员中毒，治疗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逝世。
刘胡兰烈士
刘胡兰烈士于1932年出生于山西汶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刘胡兰从小就受到革命教育。她最先学会的几个字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她积极参加抗战工作，还组织了妇女参战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7月盘踞在汶水的阎匪军狗急跳墙，风狂反扑，袭击了云周西乡村。刘胡兰同志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她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她跨过了战友的遗体，踏着烈士的血迹从容来到轧刀前，振臂高呼，“乡亲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刘胡兰同志牺牲时，年仅15岁。刘胡兰同志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赞扬了刘胡兰同志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她没有死，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董存瑞烈士
董存瑞烈士1929年10月出生于河北怀来县南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在党的培养下参加了党领导的各种抗日活动。1945年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他工作积极、做战勇敢，先后立过四次大功，得过三枚奖章。194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城的战斗中董存瑞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线，与敌人同归于尽，为胜利开辟了道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董存瑞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要学习英雄精神，沿着英雄的道路奋勇前进。
黄继光烈士
黄继光烈士1930年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1951年20岁的黄继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射口，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道路，黄继光同志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篇三】酒海井红军烈士的故事
红军在甘孜的活动及故事
一、甘孜会师
红六军团与三十二军在理化甲洼会师后，经瞻化于1936年6月23日到达甘孜普玉隆，与红军总政治部、波巴自卫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再次会师，受到热烈欢迎。紧接着，红军驻甘孜各部队及波巴政府投入了迎接二军团及军指挥部的各项准备工作，把县城布置得焕然一新。耸立在山坡上的甘孜喇嘛寺围墙上，贴出了“向英勇善战的二军团致敬！”的巨幅标语。为二军团及总指挥部准备的住房，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上重新铺了厚厚的青稞草，粮食、柴禾齐备。红三十军医院腾出了病床，准备了药品，以便红二军团及军团指挥部伤员使用，等候后二军团及军团指挥部战员的到来。
《碧水苍山》一书，生动地记载了红二军团总指挥部指战员到达绒巴岔时的激动心情。书中写道：“6月30日下午，东边天际出现了一座喇嘛庙。在这个走了半天还见不到一个人影的地方，能看到这么一座建筑，大家都很高兴。同志们互相鼓励说：加油啊，快到甘孜啦！我们快要见到中央红军啦！喇嘛庙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了。我们逐渐看到寺庙周围还有一些低矮的房舍，庙前大路两边站了不少人。再往前走，听到人群中传来阵阵欢呼声和口号声：向转战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战友致敬！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走进前来欢迎的人群，一队队服装整齐的红军战士向我们热烈鼓掌。男男女女的藏族同胞，穿着鲜艳的长袍和筒裙，甩着长袖，有力地蹬踏着地面，载歌载舞……我们同兄弟部队的战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经过谈话，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叫绒巴岔……他们这支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那些藏族同胞是由当地波巴人们政府动员专门迎接我们的”。
这段叙述说明，红二军团及总指挥部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指战员之间，会和的氛围是浓烈而融洽的。因天时已晚，红二军团及军团指挥部在绒巴岔宿营。次日（7月1日）中午，由八十八师设宴为任弼时、贺龙及指战员接风。据郑维山回忆：“接风宴不是野菜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一般的牛羊肉，二是地地道道的山珍海味——海参、鱼翅等。这些东西还是我们刚进绒巴岔时，全歼国民党保安团时缴来的。席间，任弼时、贺龙同志关切询问和中央分家的情况。我们讲述时，他们严峻地沉默着，也不好当面说什么，但看得出他们心情很沉重。”郑维山这段回忆准确、客观地表达了任弼时、贺龙当时的心态：怀疑早已产生，证实后冷静对待。据贺龙回忆，在绒巴岔时，他和任弼时给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一封信，向他交待了三件事：“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来，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这是一封较为重要的指示信，它说明了两军会师时二军团指战员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从而保证了两军会师后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尽管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时统帅们的心情均较为沉重，但无论先到甘孜的六军团还是后到甘孜的二军团与四方面军驻甘孜各部队之间，气氛仍然是团结、和谐和热烈的。随六军团十七师进入甘孜的谭常维回忆说：“我们十七师到甘孜附近的干海子宿营时，一进门便看见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床上铺着厚厚的麦穗。这里原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住的，他们今天上午专门把房子腾出来让我们。炊事员老杨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还准备了许多柴木，两只水缸也是盛得满满的，还为为我们烧好了一锅开水呢”。另据蒲启贵《在贺龙身边拾零》一文载：“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长期跋涉后，穿上了温暖厚实的毛衣，住进了四方面军战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屋子，床上铺着厚厚的麦草，连开水都烧好在锅里，都为之感动。”两段史料说明，无论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还是稍后到达的红二军团，到甘孜后均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盛情接待，两个方面军指战员间洋溢着兄弟般亲密友好的气氛。
图片：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图为朱德(第二排左九)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合影。
甘孜会师
红军长征在甘孜地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2、民族上层人士对红军的支援
在对红军的支援中，值得一提的是土司头人和喇嘛寺对红军的支援。陈锡联同志当时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住在瞻化，他的回忆很有典型意义，很能说明当时民族上层和寺庙与红军的关系。
他回忆说：“瞻化以北，河北边有个喇嘛寺，那个喇嘛寺的老喇嘛与我关系很好。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去过成都。那时我害了伤寒病，病才好，吃不下牛羊肉、酥油和粘巴这些东西，也没有别的东西吃。这个喇嘛就给我熬酥油，用布过滤，告诉我吃粘巴和酥油茶的好处。他还用麦面给我做糖饼子在、吃。每天都给我送这些东西。他还一直给我熬药，护理我。这样，我吃了茶，肚子就不胀了，也不拉了。有一个月，我的头发也长出来了，我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我们临走时，为了感谢他的照顾，我送了一匹白马，用银子包的鞍子。这个喇嘛送给我不少粘巴、茶叶，还专门用汉族做法，选上等的牛肉煮熟后，再晾干磨成肉粉粘巴，给我两皮口袋，在过草地时，我的粮食没发愁，还送了一些给朱老总和其他同志”。陈锡联同志讲起此事时很感动，掉下了眼泪，还一再追问这个喇嘛有后代没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红军甘孜会师北上经过色达时，正值色达最大的洞嘎喇嘛寺举办一年一度的大法会。人们听说红军到来，纷纷走避，寺里只留下堪布班马多吉和扎巴、甲洛等几个喇嘛。红军到后秋毫无犯。班马多吉等在红军离开时，将寺内大部分粮食和物资支援红军。红军给洞嘎寺留下了一张盖有印章的借据。1954年色达解放后，洞嘎寺曾将这张借条拿到色达办事处。办事处当即偿还洞嘎寺大洋5000元。
甘孜藏区人们对红军的大量支援，为红军北上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据许多老花镜回忆，甘孜北上会师时，基本上保证了每人带有10-15斤粮食，每连有5-10头牦牛。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由于准备较充分，第二次北上过草地时全师无一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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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荣龙绒寺
该寺为支援断粮的红军，经“堪布会议”决定，支援红二军团青稞15000斤，派喇嘛到农村动员群众向红军出售粮食46000多斤，以及一些肉类和酥油，使面临断粮绝境的红二军团得以继续北上。
理塘长青春科尔寺
该寺送给红军大量的青稞、酥油、牛羊和碗碗糖。据当时为红军背运物资的阿昂回忆，仅碗碗糖就有1000斤。
阿昂，当年曾接待红军的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帮工。
红军向导旺堆（甘孜州理塘县人）。
红六军团在乡城与群众交换粮食留下的马鞍。
红六军团在乡城发给运粮群众的通行证。
3、翻越党岭雪山
党岭雪山属南北走向，在一、二、四3个方面军所翻越的雪山中，是最高的一座。大凡康藏高原上的雪山，越往高处走空气越稀薄，迈步艰难，如血压过高的人翻越雪山，达到一定高度时会立即死亡。山顶如有云层，只要空气稍有震动，即使晴空万里，顷刻间冰雹便会铺天盖地而至。尤其冬天，所有垭口均有冰雪覆盖，山上朔风施虐，飞扬的雪花掩埋所有道路，人如掉进雪坑或山涧，立即会被冰雪活埋。中国抗日红军翻越党岭雪山那段时间，正是康藏高原上最冷的时候，山上气温常在摄氏零下30-40度之间。这里虽无敌军防守，但主力军红军越过此山时，冰雪严寒曾给那些来自海拔较低地区，缺乏御寒装备的指战员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较多伤亡。许多能征善战的指战员为革命前仆后继，在雪山上献出了宝贵生命。
当年在环境附属医院当看护兵、通讯员的王士杰，半个世纪后对翻越党岭雪山的艰苦行军仍记忆犹新。他说：“记得上山前，上级讲了几点注意事项，在山顶上不能休息，不能吃东西，不能高声喧哗，严禁鸣枪……党岭山寒气浸骨，深夜三点钟，我们打着火把，顶风冒雪，坚定地向党岭挺进。拂晓，我们爬到半山腰，见党岭山峰峦陡峭，直插蓝天，白茫茫一片。暴风雪不时地狂啸着，肆虐地向我们扑来，这时，每要挪动一步，都要使上全身的力气。随时都有掉下山涧的危险。同志们你拉着我，我牵着你，顽强地向前移动……‘不好，有人掉下山啦！’我身后，有人惊叫了一声。只见一个同志向山涧滚去，旋即消失在雪壕里……入夜，部队下山了，饥渴、疲惫、寒冷一齐向我们袭来，大家互相鼓励着，挽扶着，依偎着向山下走去……”。
吴先恩，中国抗日红军西进康北时负责兵站部工作。他对红军翻越党岭山时那悲壮场面的回忆，读之感人肺腑。他写道：“……行至半山，只见从山背后升起巨大的土柱，遮住了太阳，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像猛兽般吼着扑面而来。人们牵着手伏在地下，背在背上的茶缸被风卷起的沙石打得叮当作响，山地的中午变成了黄昏。前卫的通讯员跑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山上起了狂风，许多同志被卷进山涧！这个突然发生的情况，迫使我们发出了就地宿营的命令。夜深了……雪越下越大……一些酣睡的同志被埋在雪里……度过漫长的黑夜，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我们又踏上了征途……走到昨天前卫营宿营的地方，发现有许多冻僵了的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我们发现了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他的拳头紧握着。跑上去掰开手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我取过党证和白洋，默默地低下了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交给党。安息吧，同志……”
党岭雪山，检验了中国抗日红军征服大自然的坚强意志。红三十军作为先遣部队跨过雪山后直扑道孚县城，开始了向康北的胜利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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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
今党岭雪山
4、过磨西铁索桥
据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警卫员、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老红军陈昌奉同志1975年8月29日回忆：
1935年5月29日，毛泽东随中央红军一军团军团部翻过一个山垭（磨西桂花坪）下山来到一条河的南岸。河上有座铁索桥，铁索桥与我后来过的泸定桥一样。桥虽短，但水流很急。我们警卫班护卫毛主席走到距桥头二、三十米处停下来，已经是下午四点许。许多部队正在过桥，红军指战员们见毛主席来了，都主动往路边站，让毛主席先过桥。饲养员牵着毛主席乘骑的白马先上桥。马刚走上桥几米，由于桥左右摇摆晃动厉害，马受惊蹦跳嘶叫，既不后退，又不前行的马堵住了过桥的部队。就在马和饲养员僵持瞬间，主席快步走上桥头叫我帮饲养员把马牵回来，让部队先过。傍晚我们和毛主席过了磨西铁索桥，爬上百米高的河坎来到一个长长的台地上。十时许，毛主席步入磨西天主教堂宿营。晚上等开会的首长离去后，主席把我和饲养员叫去，主席和蔼地对我们说：“要记住，无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想到部队，想到大家。你们想，为了一匹马，误了那么多的同志行军，多不好呀！”次日部队过泸定桥时，主席就做了一个临时规定：“不管谁的牲口，都要留在天主教堂，等部队过完才能过马。”陈昌奉同志在回忆毛主席5月29日夜宿营磨西天主教堂地址时说：“磨西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很富裕。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天主教堂，像大礼堂一样。我们就住在这个大礼堂似的房子靠北边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坐西朝东，房前是一个大院子，有几棵树，很清静。这幢房子是牧师住的房子，主席就住在这幢房子楼上前排靠北边的两间。大礼堂住的伤病员和军医。我们到磨西时，教堂里三、四个外国人都被抓起来了，交给了国家保卫局。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和主席出发，走时带了几本书，我们带了不少红枣和柿饼，还有一些衣服，很大。以后就用来打草鞋了。出发后不久就接到泸定前线通讯员送来的捷报，说泸定桥已打下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跟随毛泽东与军团部的同志浩浩荡荡向泸定桥开去。
5、山王岗胡长保舍身护主席
6月初，我们政治保卫大队警卫班随毛主席撤离泸定城到达化林坪宿营。化林坪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军事重镇，半山腰有土围子，国民党军败退后，街上还较乱，坛坛罐罐啥都有。毛主席住在化林新康合作社化林坪客栈。
在化林坪住了一晚上后，第二天就翻山王岗到水子地。主席日夜操劳，这天夜里几乎又没有合眼。天亮后匆匆吃了点早饭，就拄着棍子上路了。
主席没有骑马，他的马让给正患疟疾的机要秘书黄友凤了。主席从衣兜里掏出一本书，边走边看。慢慢地落到了中央机关后边。
当我们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时，只听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七架敌机，正正向这边飞来。我赶忙说：“飞机来了！”大家心情立刻紧张起来。主席仍拿着那本书，仿佛正在思索着什么，一点都没有察觉的表情。警卫班的同志们十分担心。
当天，敌人的这几架黄膀子飞机好像是有备而来，前两架飞过去，无事。中间第三架却好像发现了什么目标似的俯冲下来，接着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啸声，一颗炸弹朝着主席落下来。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长保忙猛喊一声：“主席！”
说着，胡长保腾空跃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主席推向一边，主席刚呆过的地方，“轰”的一声巨响，烟雾罩住了我们的视线，滚热的气浪把我掀倒，但我不顾一切地向烟雾冲去。我们看见主席没有伤着，大家才放了心。可是，班长胡长保却倒在血泊中，笔者双眼，头上冒着密密麻麻的汗珠，腹部鲜血直流，我们心里阵阵难过。
这时，主席满身是尘土，急忙走向前去，双手抱着胡长保，他轻轻地呼唤着：“小胡，长保同志，……胡长保同志！”
周围的同志也都围了过来，这时，胡长保慢慢睁开双眼，无力但很急切地问：“主席……他……没……没受伤吧？”
“主席很好，没有受伤！”我们告诉班长。
胡长保脸上露出了一丝放心的笑容。主席连忙吩咐说：“小钟快给胡班长上药，包扎！”
胡长保忍着巨大的伤痛，吃力地向主席摆摆手说：“主席……我怕不行了，药……非常珍贵，还是……把它留给同志们吧！……”
主席坐在地上，把胡长保放在自己的臂弯里，轻轻地安慰说：“小胡，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一下就会好的。”
胡长保躺在主席的怀里，双眼深情地望着主席说：“主席……我不行了。您要……多保重……只可惜……我不能……跟着您……胜利到达目的地了！”说到这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眼角里滚了下来。胡长保喘息了一会，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塞着一样，他微弱但坚定地说：“我的父母在……在江西吉安，革命胜利后，请……请转告他们，我牺牲在……在长征路上，叫他们别难过。”
胡长保慢慢转过头来，看着班里的同志眼泪汪汪的，很吃力地说：“同志们，别难过……我不能继续……跟随主席了……你们要……好好……保卫主席啊！”
“班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保卫好主席！”
然后，胡长保目不转睛地望着主席，我们知道此刻班长有多少话要对主席、对我们讲啊！
主席大概已看出他伤势严重，一声不响地紧紧抱住他。
胡长保嘴唇微微颤抖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充满信心一字一字地说道：“祝——革——命——成——功！”
说完，班长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头一歪，倒在主席的怀里。
“班长！班长！”大家眼含泪水，深深地呼喊着，叫着。
主席轻轻地胡长保班长放平躺下，慢慢地站起来，叫我拿出夹被，我与主席一人拉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轻轻地该在胡长保班长身上。主席沉痛地说：“胡长保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安息吧！”
此时，主席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然后，我们含着满脸泪水，一块块石头，把班长掩葬在云雾缭绕，古树参天的二郎山旁。
我们安理好班长的尸体，擦干眼泪，跟着毛主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亡友，踏上了长征路，向水子地前进。
图片：
胡长保之墓
6、石门坎战斗
5月29日清晨，红军经加郡乡河口，在风岗与曾子佩营前哨接触，击毙川军士兵2人，其余扭头就跑。敌人依海子山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用密集的火力阻止红军前行，红军为了迅速通过隘口，遂向石门坎和小寨子同时发起强攻，从早晨激战到中午，敌人曾子佩营伤亡惨重，溃退下去；敌吴岗陵营和预备营同时增扑上来。根据这一新情况，红军除留二团主力仍由肖华率领从正面继续强攻外，二营一部由邓华率领从加郡瓦斯沟经张院子绕道直插小寨子侧背，直捣敌巢。同时，行进在大渡河左岸的红军在店子上向石门坎敌军发起猛烈炮击，摧毁了石门坎敌军工事，敌军全线崩溃。这一仗缴枪百余支，俘敌五、六十名，缴获甚多。红军主力乘胜前进，从石门坎经板田口压向沈村堡子，兵分两路，一路追击溃敌至龙巴铺袁国瑞旅部。一路直插泸定桥，在大渡河边歼灭溃逃川军一个连。当晚10时许，右路军主力与左路军会师泸定桥东岸。
7、化林坪战斗
5月30日，红军团先头营一翻过马路拐，就完全暴露在碉堡机枪射程之内，敌军居高临下，凭险坚守，从中午打到天黑，打成对峙局面。当红军主力部队赶到后，兵分三路：左翼从青灵山经四斗八，越白虎咀到王家庄子，和照壁山脚，直逼化林坪东北角隘口灯杆坪；右翼从银厂沟翻万担坪经聂脚沟到娘娘山脚的炮靶子、黄草坪，形成大包围圈；中路仍从小路进击敌人，左右两翼同时发起攻击，向化林坪猛扑。左翼在王家庄及灯杆坪和敌军展开了白刃战，川军三面受击而溃败。此战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
八、飞越关战斗
5月30日，川军杨开诚部从化林退守飞越岭半山腰瓦窑坪一带，加紧构筑工事，妄图凭险据守。当夜红二团向杨团阵地发起猛攻，杨团败退，经飞跃关谢洪康部阵地。红军乘胜猛攻谢团阵地。谢见势不妙，用手枪打伤自己的手，办成伤员逃走。袁国瑞将杨、谢二团败兵并为一团，由杨开诚统一指挥，固守飞跃关阵地，红军仰攻受阻。
5月31日晨，红二师四团奉命攻打飞越关垭口。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带王开湘、杨成武到山脚下交待任务：利用山上有雾的有利条件，以小股部队出奇制胜。任务交给二营六连，并配一个机枪排。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和指导员率领140余名战士，悄悄向左翼山峰迂回，攀援而上，爬上了桌子山顶峰。
机枪排用七挺机枪从高处压住敌人，黄霖带着三个排，以迅猛动作夺取敌人的警戒阵地，俘敌70余人。残敌溃退。敌人立即疯狂反扑。六连战士前赴后继，打得异常顽强，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夺取了飞越岭垭口。激战至深夜，攻克了飞越岭前后阵地。
9、岚安战事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和第四军的约11个团，由丹巴南下，取道岚安，进军天全。从金汤到鱼通途中，先头部队击溃二十四军刘元瑭的一个营，缴枪200余支。红军尾追到岚安后，在盐湖部队过境和保卫岚安苏维埃政权中，先后在昂乌、九杈树等地与国民党中央军李温珩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进行了6次激烈的战斗：昂乌战斗、亢州战斗、荫之光战斗、二道坪战斗、九杈树战斗、岚安战斗。
10、红二（原二、六军团）方面军在甘孜州活动线路
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4月30日进驻云南中甸后，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从5月5日开始，分两路进军，即：红六军团由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领，经乡城、稻城、理塘、新龙至甘孜；红二军团由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率领，经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至甘孜。
5月5日，红二军团自中甸出发，翻越扎拉亚卡山，10日到达得荣，子啊绒玉喇嘛寺筹集到粮食后继续向巴安进发，20日进入巴安县境，在与敌短暂周旋后，6月19日进驻白玉县城，休整5天后，取捷径经嘎托寺、河坡、赠科向甘孜挺进，30日红二军团进抵甘孜绒巴岔地区，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胜利会师。
5月9日，红六军团从中甸出发，翻越大雪山向乡城、稻城前进，沿途受到乡城头人彭措大吉及桑披寺僧众、稻城头人甲骨倾真的热情欢迎和接待，22日进驻稻城后，因得知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二军已在理塘甲洼会师，9日，在红三十二军陪同下，红六军团进驻理塘，受到长青科尔寺盛宴接待，17日抵达新龙，23日到达甘孜，与红军总政治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11、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州活动路线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进入我州丹巴县。第二次是在1935年10月，张国焘发布《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强岭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杀回金川流域。10月16日，红军攻占巴丹。
10月20日，张国焘再次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天芦名邛雅战役计划》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雅州地区进攻。11月下旬，雅州战役受挫，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此时又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劝说下，张国焘接受了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秘书处名义电告红四方面军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挥师西进康北。
1936年2月下旬，红军翻越长征途中最高最大的雪山党岭雪山，3月1日红三十军攻占道孚县城。5日，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东南出泰宁（今乾宁），在龙灯坝击溃当地头人将措扎西所率武装，中旬红二十师接防泰宁地区，活动于扒桑、东俄洛、新都桥、长坝春一带，警戒康定之敌。7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在刘伯承、程世才率领下，在道孚、炉霍两县交界处的将军梁子与炉霍地方武装相遇，击溃敌人后进驻炉霍老街进围寿灵寺，25日，打开寿灵寺后，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当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争取团结了寿灵寺世袭管家益西多吉，并在其帮助下，4月30日和平进入了甘孜县境。
12、丹巴黄金寺突围
1936年2月，由于叛徒通风报信，巴底土司王寿昌纠集千余武装，乘黑摸到来依村，从后山合围驻黄金寺红军医院和苏维埃政府，战斗从黎明持续至下午，因地形不利，寡不敌众，红军伤亡不少，加之弹尽粮绝，除16名红军战士冲出重围外，其余100多名红军男女伤病员在巴底乡齐鲁村大金河段集体毁枪投河，壮烈牺牲。
十三、博巴政府
红军长征在藏区播下了第一粒火种，同时在甘孜州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藏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及藏区第一个地方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博巴政府、地方武装等。
1936年5月1日，“博巴依得瓦共和国中央政府”（甘孜博巴政府）宣布成立，多德（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共和国政府隶属中央苏维西北联邦政府成员，下辖道孚、泰宁、炉霍、甘孜县、瞻化（新龙）、雅江几个县级博巴政府。
红军在甘孜州期间，首先是建立了各级地方党组织（县委），各县县委建立后，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帮助当地藏族建立革命政权（博巴政府），组织群众武装和群众组织，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强和政策，同时也负担为主力红军筹集粮食给养，寻找翻译和向导等任务。红军在康北期间于1936年四月在炉霍建立了“中共川康省委”，以后又相继在道孚、泰宁、甘孜、瞻化（今新龙县）、雅江设立了县委。1936年5月1日，“博巴依得瓦共和国中央政府”（甘孜博巴政府）宣布成立，多德（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共和国政府隶属中央苏维西北联邦政府成员，下辖道孚、泰宁、炉霍、甘孜县、瞻化（新龙）、雅江几个县级博巴政府。
格达活佛是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将军的挚友，红军北上后，他关心红军北上抗日的情况，经常打听朱总司令、刘伯承将军以及红军的消息。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副主席。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作为和平使者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定前往西藏。他每到一处就向当地群众和寺庙僧侣宣传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传统和铁的纪律，苦口婆心地向藏族人民和寺庙僧侣宣传政治协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澄清了帝国土义分子的欺骗宣传，消除了群众、各界人士对中央人民政府存在着的顾虑。他的宣传深得广大藏、汉人民及僧侣们的拥护，但却遭到了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忌恨。1950年8月21日，他们在格达活佛的食物内下了毒药，8月22日格达活佛圆寂，终年47岁。为了缅怀格达活佛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1991年甘孜县在旭日岭修建了“朱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由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写馆名，馆内陈列了五世格达活佛生平事迹和红军长征途经甘孜的事迹和革命文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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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巴政府军事部长夏克刀登,德格地区大头人，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主席
博巴政府遗址
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模
15、康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争取灵雀寺和寿灵寺
道孚灵雀寺和炉霍寿灵寺均属清初所建康区格鲁派“霍尔十三寺”，政教方面皆为本县最大的势力。
1936年2月28日，红三十军进抵道孚并于3月1日攻占灵雀寺。为便于统一领导地方工作，同年3月在道孚筹建川康省委。金川省委书记邵武平调任川康省委书记（后由吴永康接任）。这对于吸取和运用金川根据地民族工作的经验、贯彻中央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是十分有利的。
寿灵寺是炉霍县最大的寺庙，僧众多达1500余人，与康北各寺密切联系。红军到炉霍前夕，正值寿灵寺“大祈祷法会”。诺那在法会期间，大肆煽动仇视和抵抗红军。在诺那厕所指挥下，自3月5日至23日寿灵寺阻击红军达18天之久。其间，红军坚持“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解决”的方针，对寺庙围而不打。然而寿灵寺僧兵杀死红军送信的通司，打死红军喊话的宣传员，并不时组织敢死队袭击红军，致使红军部队伤亡愈200余。在此情况下，红军巧计攻破了寺庙。张国焘、徐向前在寿灵寺被攻占后次日即致电陈昌浩：“寿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均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队喇嘛的政策”，“利用喇嘛办外交与军事并进”。按照上述指示，红军仅仅征用了寺内多余的存粮，对经堂、经书佛像、法器善加保护。对老弱病残或生活困难者邀请共餐。寺内老喇嘛回忆说：“我们一听到号声拿起碗去吃就行了，也不嫌我们脏和臭”。老红军回忆：“当时‘红大’驻在炉霍寺庙里，庙里尚有百余名喇嘛未跑，与我们和平相处，一起生活。”
益西多杰，为章谷土司第八代世袭相子，也是寿灵寺木郎大祈祷法会管家。红军今炉霍前他既不主张阻击红军，又对红军深怀疑惧，于是退避泥巴沟金却寨以观动静。红军了解到他的政治态度和影响后，立即通过其亲属邵古对他进行争取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联系后，益西多杰回到县城，红军代表李维海接见了他，与他进行了彻夜长谈。当他了解红军的各项主张，红军尊重藏族人民的政策，亲眼看到了红军保护喇嘛寺，保护经书佛像的情景，立即表示愿意为红军出力。在红军向甘孜挺进途中，由于益西多杰事先已经写信，朱倭寺、觉日寺均打开寺门，举行隆重仪式欢迎红军，红军和寺庙还互赠了礼品。由于在炉霍成功争取了益西多杰这样一位在政教方面均有影响力的上层人士，红军在康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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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保护寺院的布告。
（2）、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互助条约》
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县的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这是红军与甘孜政教势力达成的政治协议，标志着康北以“兴番灭蒋”为政治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互助条约》于1985年在白利寺格达活佛生前用过的枕头内发现。
甘孜寺 白利寺
（三）、红军与德格土司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德格土司是康区势力最大的土司。历代德格土司均与中央政府保持了良好的臣属关系。红军进去甘孜后，德格土司因受到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的挑唆，调集辖区五县2000余名士兵，由其领兵官夏克刀登率领，在德格、甘孜交界的绒巴岔之西、南、西北三个方向对驻绒巴岔红军形成包围，并不断袭扰红军。1936年中旬，夏克刀登被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俘获，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统战政策，对其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和当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夏克刀登为红军所执行的政策所感动，转变了对红军的态度。红军将他送到甘孜，并通过他做德格土司的工作。4月22日，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夏克刀登代表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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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土司泽汪邓登和他的爱犬 1939年10月摄
（4）、康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6年5月1——5日，在炉霍、道孚、甘孜、泰宁等县苏维埃波巴政府成立基础上，来自德格、甘孜、道孚、炉霍、瞻化、泰宁、雅江、理塘、白玉、邓柯、石渠、同普、大小金川共16县的代表约700余名，出席了在甘孜召开的波巴全国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5日选举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标志着康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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