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摘要：中国是个重视陆地的国家，对海洋的研究相对较少。日本历史学家上田信所著《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从海洋史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中国发展脉络。读此书，有利于我们吸收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观点，拓宽我们的视野。笔者就此书的优缺点做一分析。

关键词：《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海洋史 《海与帝罔：明清时代》一书是日本作者上田信所著，高莹莹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一百周年献礼之作《中国的历史》的一卷，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本书作者上田信教授极富正义感，他是第一位将“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的学者，在731部队细菌战国家赔偿请求诉讼中，他作为中国受害者的证人，向东京地方裁判提交了鉴定书《鼠疫与村庄》。因此，正如李伯重先生在本书推荐序中写道：“由于这种基于客观事实的正义感，他写下的中国历史自然是比较公正可信的。”①

对于明清中国，中外的主流观点都是把它视为一个停滞的、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但是近年来，罔际上对以上观点进行了猛烈批判，提出明清中罔经济有很太发展，并且在罔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书采纳了学界这些新见解，從海洋史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过海洋的纽带将中闫置入东欧亚体系，生动地展示了明清五百年的海洋历史。看外国人写的中罔史，使中国人能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历史，对读者会很有启发。

本书以海上女神“妈祖”为线索，通过描述她的地位变迁，用史实向读者一一展现了海洋在明清时代不同时段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在此书第一章中，上田信先生指出：“驱使大量的人去航海的最大动机是交易”。北宋、南宋因为陆上商路受阻，于是积极向海上发展，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元朝忽必烈沿用了南宋的舰船和造船基地，也开始海上活动，确定了以白银流通体系为中心体系的交易体系，明朝和清朝都包含在这一广泛的交易体系之内。第二章中，作者客观地分析了元朝瓦解的原因，除了政治腐败、统治不力等原因，还有被红巾军切断大运河的同时，被张士诚、方罔珍两方政权控制了海运，物资无法从江南运到北方。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之争中占据顶峰，建立礼之帝国——明朝。第三章中写到，倭寇从山东半岛祸及东海之际，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但是上田信先生提到，“海禁不同于锁国，是一种国家试图垄断与外国交流的政策”。这使得朝贡体制在明代与海外交流中确立，有利于国家统制贸易，阻止铜钱流出。并且描述了一系列明朝政治变化与海洋的关系。第四章中写了朱棣登上帝位，宦官在朝廷中的地位超过外朝官员。郑和下西洋，以此为契机，南洋各政权纷纷开始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写了明朝社会秩序的变容以及海商到倭寇的演变、贸易港口的形成。第七章主要写清朝代替明朝，与海外的贸易采取较宽容的态度，颁布展界令，允许民问贸易，确立互市体系以及传教士在中罔的活动。第八章和第九章写东欧亚国家都逐渐进入产业时代。第十章写鸦片进入中罔，中罔“天朝上国”的迷梦逐渐破碎，被迫与英国开港进行贸易。

笔者认为，此书有如下优点：

一、本书把明清时代中国史的各个方面的重要政治、社会变化都纳入其中，并且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配以插图以及穿插引用一些神话传说，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空问感、画面感，对历史取得更全面的了解。另外，本书继承了日本学界好的传统，作为一本普及性历史读物，以趣味性的文字叙述向大众提供了全面、正确的文化知识，不写那种扼杀学生兴趣的八股化教科书，因此激发了大家的阅读兴趣。

二、本书以“海洋”为主线，贯穿全书历史发展，以明清经济史为主，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历史本是一个整体，虽然各个板块作为专门史在研究，但是对于大众，更容易接受整体历史，更容易理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联系之中的朝代发展更迭。并且关注通过海洋与中国连接起来的日本、东南亚、欧洲的同时代性，把中国历史置于欧亚整体历史进行描述，使读者更容易从整体史观的角度，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例如，“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中，作者既分析了其活动的原因、结果，也分析了海域世界眼中的郑和远征，指出除了满刺加王国外，郑和远征对其他王罔新政权的形成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三、本书引用了多方面的史料，包括地理知识中海港的形成、季风的推动，河流、大运河的线路等;包括《元史》等正史，也有《三国演义》等小说，有国外关于研究中国的史料，也有中罔的神话、方言;还有考古学中的最新发现。例如，第116页，作者引用山本斌先生的《中国的民问传说》一书中关于洪洞大槐树村移民的传说，“我让那些来领谷子的农民排成一队，询问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因为用中文问住址的时候，都用官方用语‘原籍’或者‘籍贯’，这样就会显得太过死板，让人感觉太严肃了，所以我避开了这一说法，用平常说话用的“老家”（府上、出生地、住址）问他们‘老家是哪儿’。”朴实化的语言使读者更有亲切感。又如，第187页，作者为了说明新安商人的兴起，引用了《二刻拍案惊奇》中程宰成功的故事。以故事化的文字，向人们解释说明历史活动，不会让人们觉得枯燥乏味。第30页，作者引用了《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的1月、4月、7月、10月的季风图，给读者更直观的感受。还有关于新安沉船出水文物高丽青瓷以及大量铜钱，这些考古发现证据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四、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传教士在中罔的活动，能够使读者认识到，传教士并不是外国打开中罔大门的先行者，他们最初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文化，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实现双方交流。上田信先生在第213页提到，1548年，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通过葡萄牙人的圈子获悉在中国困有传教空问，他来到澳门传教，但成效甚微，他得出结论：“在官僚监督森严的中国，难以向百姓传教让其改变信仰，必须先让朝廷接受传教士，非从社会上层开始渗透不可。”并且读者会从书中认识到，在中国接受西方传教士后，他们传授的不仅是基督教文化，还有数学、天文学、水利学等科学，以科学来解释现象。但是南于清朝“同时带有两种特质，一种是接受不带民族差别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知识的开明，一种是排除动摇少数民族统治汉族体制的思想的封闭性”，使当朝只是利用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兵器制造等实用知识，但对其思想和信仰不接受，这也是导致后来洋务运动重视武器改革忽略思想学习的历史原因。书中还介绍了明朝时期东林党人和传教士之问的交流，这部分是历史教科书中鲜少提及的。在沈定平先生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指出，东林党人对传教士感兴趣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对传教士清廉的生活态度有共鸣;其二是想从传教士身上学习社会政策所必需的实学;其三作为儒家学者，试图建立反对佛教的共同战线。”传教士和东林党知识分子之问逐渐建立起了广泛的人际关系。

五、因为本书主要从“海洋”的角度来写历史，所以书中对明清时代关于海外贸易的政策、船舶的構建、造船技术的提高、海商兴起和活动、倭寇的出现、走私贸易、白银对帝国的影响都有详细的介绍叙述。有利于更清楚地向读者说明，明清时代并不是封闭停滞的时代，他们在海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作者写出，在白银流通方面，南于14世纪形成的里甲制、卫所制、开中法等各种制度出现矛盾，15世纪中期以后，中目的财政与经济已经到了离开白银就无法流通的状况，16世纪30年代日本成为白银一大供给国，中国需要日本的白银，日本需要中国的铜钱、生丝等，民间海商走私贸易发展起来，但是明朝严厉打击海商，导致海商退出中国沿海，逐渐与无赖、日本恶党武士组成倭寇团体。汪直死后，倭寇走向灭亡，明朝开始缓和海禁。互市体系产生，是海洋和陆地两者的联动。清朝建立后，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扩张自己的势力，清朝为了削弱郑成功的势力，于顺治十三年（1656）发布禁海令。1683年郑氏政权垮台后，第二年，康熙王朝颁布展界令，允许民问进行海外贸易。在港口，对外商设置“保税行”，对内商设置“牙行”，充当贸易身份保证人。海域世界置于陆地政权管理之下，但是不足之处是，书中没有提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闽海关，所有贸易船只都要向闽海关缴纳“船钞”和所有货物的进出口税;也未提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令关掉江、浙、闽三地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交流。所以笔者认为，纵观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仍是比较消极被动的，有些政策是以牺牲沿海居民生存条件为代价，迫使很多人不得不为了生计开始走私或者成为海盗。并且海禁严重的时候朝廷下令毁坏船只，使航运业遭到极大破坏。包括后来清朝只留广州作为交易口岸，把中闫经济滞留在世界经济潮流之外。

上田信先生作为日本学者，对中罔历史认识难免有误差，笔者认为此书有以下不足之处：

一、地名混乱。第49页，“1351年刘福通在华北颍州揭起反元大旗，占领了地方政府所在地”。颍州即今安徽阜阳，安徽属于华东地区，并不属于华北。第61页，“1351年5月28日，白莲教教主刘福通在安徽颍州对元朝发动武装起义”，元朝时，安徽北部属于河南江北行省，南部属于江浙行省;明朝时，安徽直隶于南京，并无安徽一说。1645年，清朝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1667年，又将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作者既然在此叙述的是元明清的历史，便应用当时的行政区域规划来说明。第116页，“山西移民”的地图上标注了“洪洞府”，但是洪洞从未成府，仅是洪洞县，属于平阳府。第254页，“这让那些美国的西班牙人深深着迷”，在16世纪并无“美国”，笔者认为，或称为“美洲大陆的西班牙人”更为合理。

二、出现官名、称谓混乱。第249页，“浙江、福建都御使胡宗宪（号梅林）”，嘉靖三十三年（ 1554）四月，世宗钦点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并非此处的都御使。第62页，“白莲教教主刘福通在安徽颍州对元朝发动武装起义”，白莲教教主并非刘福通，而是韩山童。《元史·顺帝纪》中有记载：“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可见，刘福通只是辅助韩山童，后来起义失败，韩山童死，他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第301页，“郑芝龙在福州拥立皇族朱聿键为唐王”。实质上，1632年朱聿键继为唐王，而非郑芝龙拥立，1644年明崇祯帝白缢，1645年弘光帝亦死，郑芝龙等人扶朱聿键在福州登基称帝。此时朱聿键已是唐王，书中应写成“郑芝龙在福州拥立皇族唐王朱聿键登基”。

三、用词不当。第427页，“张保投降，被提拔为海军指挥官”。这里“海军”带有外围称谓的特点，在当时的中罔被称为“水师”。

四、时问混乱，有错别字。如“努尔哈赤又于1625年迁都沈阳，改名为盛京。”正确的应是，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尊沈阳为“盛京”。第395页，“1753年胤稹突然驾崩”，此处错误，雍正帝是1735年8月23日驾崩。第251页，“比如安南（越南北）被要求三年进攻一次”，此处“进攻”结合上下文理解，应为“进贡”。第261页，“有人认识到正是海禁才造成了嘉靖打倭寇”，应该是“嘉靖大倭寇”。

还有一些例子便不一一列出，这些错误，可能是由于作者不慎的疏忽、译者翻译的失误，还有责任编辑作为最后的把关者，在错别字、语句不通、时问不对这些方面都应该予以纠正再出版。由于是翻译的外国人写的书籍，书中的内容会有艰涩难懂之处，给读者造成阅读混乱的感觉。

另外，笔者认为，上田信先生的说法具有片面性。他在书中写到，“从古代开始追溯中罔王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实是交易体制变化的过程”。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但交易体制只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并不能说交易体制的变化导致王朝的动摇、政权的更迭。政权的更迭是前任统治者的失败、官僚集团的腐败、新政权的力量壮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书中提到的白银交易体系中，白银交易的确为贸易提供了保障，但是，白银流入在满足当时罔内需求的同时并未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现象的出现，包括人口增多、天灾人祸、朝廷连年用兵、民问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书中所说“白银中毒”现象。中罔在明清时期，不论是从人口上还是从经济上说，都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罔，某种对于较小罔家的大冲击，对中罔而言可能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作者用衡量小国的标准去理解中国史，而忽略了明清中国重农抑商、海洋贸易在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中所占比例较小这一事实。更何况，明清中国到鸦片战争以前海外贸易一直都处于顺差状态，海上贸易的交易品，即使在中罔庞大农业部门的附属产品中，都算不上大比例。

阅读外罔人写的中罔史，可以从新的视角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但是也存在把小罔的视角强加于中罔这个有复杂的人口、广阔的地域、悠久的历史的大罔，难免对中国的认识有偏颇之处的问题。作为读者，应该取长补短，借鉴此书新颖、正确的部分，更深入、全面地了解研究中国历史。

参考文献：

【1】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M]高莹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