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培育世界级的企业家

回首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企业家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是面向未来，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冷静思考和反省。最近，特约记者就“中国如何培育世界级企业家”这个话题，采访了著名企业文化专家、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相信他的观点会对读者有所启示。

特约记者：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走到现在，对企业家个人的素质提出了许多要求。您认为当前企业家的素质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邹广文：现在，企业家素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就是说，要想建设好的企业文化，企业当家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企业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和企业家的自身素质有很大关系。

改革开放30年，也是企业家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慢慢培养文化自觉的一个过程。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经济持续20年高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日本为世界贡献了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比如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稻盛和夫，这四位被称为“经营之圣”，这也可以说是日本给世界贡献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和社会财富。反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也是在高速增长，并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们也涌现出了张瑞敏、王石、柳传志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却很难非常有底气地说中国有了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家群体。这是什么原因呢?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特约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是世界级的企业家?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称之为世界级企业家呢?

邹广文：我认为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要求：第一，在他的手上诞生出了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品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有世界级影响的品牌就是凤毛麟角了。每年世界品牌实验室都评选世界品牌500强，2008年中国有15家进入排名了，能不能说他们就是世界级品牌7似乎也不是很有底气。这些企业共同的问题就是自主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欠缺。中国大陆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有26家，但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只有联想一家是民营企业而且这些国企又多属于资源类、垄断型行业，因此说服力、影响力不很强。第二，要提出可供别人借鉴、对别人具有启示性的经营理念。如同做老师一样，企业家也要“传道、援业、解惑”，这主要体现在培育企业精神和企业价值观上面。在这方面，我们相当一部分企业家还不具备这样的思维自觉。咱们几乎没有看到哪个企业家说我要提出自己的管理思想经常看到的反倒是很多企业家失去了自我，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韦尔奇来中国，有人不惜花20多万元与韦尔奇共进午餐，这除了做秀又真正得到了什么?所以企业家要有一种主体意识，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思想，应该具有这种文化自觉。改革开放前半程我们是开放，借鉴、引进，到现在我们要做的就应是消化、比较和创新，既要抓物质生产，也要抓精神生产。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在这样一个丰富资源的背景下，企业家在管理思想上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和创新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照搬、移植、引进，而应当站在第二个30年的起点上，认真考虑思想的创新问题，探索出一套“中国式的管理体系”。原来总是在听别人说，现在自己也应走上舞台去说一说，向世界表达中国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思想。

特约记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邹广文：可以分为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重农抑商”的思维定势，比如“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历史上的晋商做得那么好，但到年底回家过年时，还要花钱买顶官帽。父老乡亲问他在外做什么，他就回答“当个小官”，不愿说自己是在经商。儒家的文化就是“学而优则仕”，学好了就要去做官。官场的诱惑，是中国人不把经商当作人生事业的根本原因。

从现实来看，我认为是因为中国企业家的成长环境还没有完全成熟，也就是说中国还缺乏可供职业经营者健康成长的肥沃土壤。为什么这么说呢?国有企业现在还在改革中，我认为改革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国企高管没有把经营企业作为人生执着的事业去做。国企高管频繁更替，是他们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家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障碍。这些年，很多做出点儿名堂的企业家摇身一变就成了政府官员，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这种官场的诱惑。这种官场的诱惑还导致了人事任命机制的不合理。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讲过真正企业家的四个特点，第一是能够经营一种产品，第二是能够有效地管理一个组织；第三是能够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第四是能把经营企业作为一项人生事业去做。对于现在的国企高管来说，前三项还不太难做到，但最后一点就很难保证了。很多企业家正当做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突然一纸调令，他的宏图大略就戛然而止了，结果无非是政府多了一个官员而已。在这一点上，海尔的张瑞敏有一句话说得挺有味道：“人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我就觉得他很值得钦佩。当然我们不能保证中国所有的经营者都不受官场的诱惑，但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创造一种更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

特约记者：您刚才主要分析的是国有企业，那么民营企业呢?为什么民营企业也同样没有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家呢?

邹广文：其实在未来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我对民营企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期待。我们可以憧憬一下，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走完之后，中国有50家到8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我想这是可预期的。在这50家到80家企业中，如果能有1／3或2／5是民营企业，我想那应该是中国经济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第一个30年，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我有两个判断。第一，民营企业这样的一种经营机制，有让企业家一心一意地去做企业的条件，但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历史太短了。如果我们要求一个民营企业十几年、二十几年就跨进世界500强，这未免太苛刻了，而且民营企业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背景下开始发展的。当然，世界上有企业超常发展的例子，比如诺基亚、三星，但要考虑到他们的国情以及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环境还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预期，民营企业有时做事情太难了比如贷款，它就比国企要难得多。成长环境，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中国的民营企业很多脱胎于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家大多原来就是农民。角色从农民转变为企业家，本来就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历程，而且这个脱胎换骨都是以“高淘汰率”为代价的。我举一个数字，1987年以前注册的民营企业，到现在活下来的仅仅为4％，绝大多数都淘汰掉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素质，比如文化素质、经营视野、人生观念等，客观上限制了自己的文化提升。浙江流行

“5000万企业”的说法，即企业做到了5000万，就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很难再发展。“心有大目标，才有大未来。”企业家的文化视野和人生信念，决定了他的未来。金融危机来了，现在企业有一种调侃的说法——“趴下，别动”。关键是在趴下的同时，应该静下心来反省一下这30年我行走得怎么样，这个反省很重要。人不能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犯错误不要紧，但不能一个错误重复去犯。另外，还应该吸取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如果一个人所有的进步都要靠自己亲身经历的话，那么他就得从钻木取火开始，这样社会就没法进步。

特约记者：怎样做才能培养出世界级的企业家呢?

邹广文：首先，国家要创造一种企业家的成长环境。这个环境从两方面看，一个是文化环境，社会要进一步倡导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让企业家把经营企业作为成就人生的重要途径，另一个是政治环境，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做企业，而不是东张西望，这个机制应该保证。现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就是高管做企业不是从企业自身的规律出发，而是从国资委任命他时定的那个目标出发，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企业自身的成长负责，不是按企业正常的发展规律去操作。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很好地反省。

第二，从企业家自身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只有自身的文化素质得到提升，才能真正理解这个行业的意义。企业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没有很好地确立，肯定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障碍。特别是信仰，我认为一个企业家如果真想走向世界，那么一定要有信仰，要有使命感。这个信仰一定是超越个体，体现了一种人类价值的，走出小我，培育大我。有信仰的人才能做成走向世界的事情。什么是信仰?我的说法是：“即使流干身上最后一滴血你还在坚持的东西，这才是信仰。”现在很多企业家缺乏这种信仰。信仰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精神的培育问题。比如环境保护，为什么有些经营者不惜破坏环境来赢得利润，因为他把自己置身于环境之外。实际上，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己，这是最高的环保理念。再比如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这个问题谈论得很热烈。一个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真正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的信仰、企业家对企业经营的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企业家没有这种理念，势必就会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忽略这个要素，最后导致企业出现大问题。一个有信仰的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利润的增加，更是他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很多知名的大企业家都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比尔·盖茨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还有李嘉诚，邵逸夫、王永庆等也是如此。企业做得越大，就越是一个社会化的企业，任何一个战略的制定都有可能引起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关注。因此，企业家的人生价值必然有一个回归社会的过程。

特约记者：现在我们有些企业在做到了国内知名之后，却被国外的大公司收购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是由于企业家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吗?

邹广文：这个问题我也关注和思考过，比如汇源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事件。如果企业家仅仅把经营企业当作赚钱的方式，那么在经营到不错的时候，有人能给我一个很好的价格，我就会把企业卖掉，因为我就是要赚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企业家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那么企业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事业，我的目的就不是简单的为了赚钱。往大说，这是一个民族品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如果有这样一种使命感，有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话，老板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会非常慎重地考虑。当然，这背后也折射出了国家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企业发展得不错的时候，怎么创造更好的条件来让企业健康发展。我知道很多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难言之隐”，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虽然发展的大环境很好，但各个企业的具体环境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牵扯到国家怎样来保护我们的民营企业的问题。培养企业家成长，各方面都要注重平时对他们的关心，尤其是多帮助他们解决发展中的困难，而不能只是锦上添花，却不去雪中送炭。咱们收购外国的企业，都是收购他们濒临破产、资不抵债的，或者非尖端技术类的，常常是收购了之后就背个大包袱，而外国的企业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非常健壮的民族企业。因此，国家应该从战略上加强对民族品牌保护。

特约记者：最后请您预期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底气十足地说“中国有了世界级的企业家群体”?

邹广文：乐观地说，在下一个30年中，中国将会有20到30个品牌成为响当当的世界级品牌。而世界级的品牌是和世界级的企业家基本对应的，那就意味着我们至少会有15到20位企业家步入世界级企业家行列。

特约记者：让我们共同期待。谢谢您接受采访。

[邹广文简介]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企联企业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企业文化示范基地”评审组成员

曾出版《当代文化哲学》、《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力》等著作10余部，在国内权威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为中国移动、大庆油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香港李锦记集团、飞利浦中国电子公司等多家著名企业进行过文化设计与培训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