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藏现代工业的演进动力有着内外因的双重作用，其中外因大于内因。从本质上来讲，西藏现代工业的演进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初步发展时期、加速发展时期、改革转轨时期以及深化发展时期。西藏现代工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留下了诸多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关键词]国家主导;?摇 西藏现代工业;?摇演进逻辑;?摇轨迹;?摇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08-0045-06
一、 问题的提出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唯一的少数民族占压倒优势的民族自治地区，是祖国大陆解放最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最迟的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落后，有着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氛围，这些都构成了西藏独特的发展道路的基础。就西藏工业来讲，传统手工业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其现代工业也是在和平解放以后才逐步发展的。虽然西藏工业总产值很低，工业也是西藏产业结构中较为薄弱的一环，但从纵向来看的话，西藏现代工业取得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西藏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走向深化，以特色产品加工业为主要代表的乡镇企业也取得了显著发展，加之民族手工业不断的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而转型，上市公司的纷纷出现，这些都表明了西藏现代工业走上了一条合乎逻辑的良性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内外环境均为工业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鉴于是探索阶段，不免困难重重。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固化、市场经济改革以及新时期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确立，中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在20世纪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工业化的路径由一元向二元转变，推动因素由单一因素向多元因素转变，结构由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转变，环境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中国工业大发展也为西藏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综上所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与现实为研究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背景，西藏经济社会的落后性为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西藏社会的良性发展为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本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西藏现代工业发展进行了阐释。龚丽霞（2006）、毛阳海（2007）、吴桂修（2007）、宋洪远（2004）对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分析；李玲燕（1995）、王代远（2003）、金杰（2005）、胡鞍钢、温军（2002）等学者则围绕着西藏要不要大规模的进行工业化而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王雪梅、王丽萍（2003）、杨松（2004）、郑亚玲（2005）等探讨了西藏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李学礼（1993）、周莉蓉（2001）、黄德金（2008）、李继刚、毛阳海（2009）等学者则对西藏工业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既有文献则从不同角度对西藏的现代工业成长进行了一定的解读，但也多是局部的、不成体系的，更多的是从外围来探讨之，不仅直接涉猎西藏现代工业的文献很少，也未能从历史的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解析。本研究则致力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填补这方面的薄弱环节，藉以抛砖引玉。
二、 演进逻辑：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特征与动力
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有着不同的发展环境和驱动因素。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同样如此，必须放置于西藏这一特殊的地域范围内加以考虑。梳理既有的历史文献，我们认为，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基本线索有三：
第一，从内因上来说，其是基于当地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如前所述，工业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西藏虽然产生现代工业的土壤较差，但也不能违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这是西藏整体社会步入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同时，我们也看到，基于西藏发展工业的原材料匮乏，单纯的由外部地区输入，其成本太高，这也是导致西藏必须发展自身现代工业的重要考虑因素，西藏发展现代工业的需求越强，其发展规模和速度也就越大，也即现代工业的需求与发展成正比例。
第二，从外因上看，单靠西藏自身还难以积累起现代工业发展的资金、技术与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必然需要国家的强力支援，所以鉴于西藏的政治经济历史的特殊性，①自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政府事实上就已经在西藏发展的过程中给予了始终如一的全方位支持，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援藏形成了制度化的行动，援藏力度也在逐步加大，正如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重视西藏工作，实际上就是支持全局的工作。[2]作为产业援藏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工业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带动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并且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是与外部支援力度成正比例的，这一点从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对西藏的具体援助也可以看出。从中我们得知，没有中央政府以及内地各省市的大力支持，西藏现代工业的大发展是不可想像的，在这一意义上，这一外因的作用超过了自身需求这一内因。
第三，从中央与西藏的关系来看，西藏经济社会的每一次大发展都是在中央政府直接主导下进行并完成的，西藏的发展过程既是其本身不断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演化，也是中央政府努力将其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框架中的尝试，使其融入到内地的发展当中，这既是发展西藏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权力在西藏存在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国家统合”的重要步骤。循着这一思路，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新的产业的出现，也不仅仅代表着西藏经济进步，同时也是中央政权与西藏关系不断紧密的一种表征。
由此综合分析，西藏现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其外因作用大于内因，其主要因素在于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固化，其实质是一种国家主导下的演进与发展。
三、演进轨迹：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历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藏现代工业成就斐然，无论是总体规模、工业结构还是技术水平，都获得了较大提升和优化，但和内地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种落后状况也构成了本研究的现实基础。本文正是要从这种现象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西藏现代工业发展过程。本文将西藏现代工业发展历程分为4个时期，分期的依据是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必然带来工业发展的变化，正是要从每一时期社会大环境的变动中来考察西藏现代工业。
1.西藏现代工业的初步发展（1951-1959）
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任何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工业的发展，有的只是一些极其原始的近代工业，而且数量也很少。和平解放揭开了西藏现代史的崭新一页，由于外国势力的被驱逐，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西藏现代工业得到了初步发展的机遇与环境，汽车修配业、电力工业、采矿业以及一些机械制造业开始出现，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一时期西藏社会经济制度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封建农奴制依然表现出了强烈的刚性，这对于新兴的现代工业不能不产生强大的束缚，这一时期西藏现代工业也是在发展中困顿，在困顿中发展。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已经考虑将其发展纳入到全国整体发展框架中，这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象征。而考虑到西藏的历史与现实，单靠其自身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不太现实的，必须在较长一个时期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援助才能实现。1955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促进西藏地方建设事业发展，通过《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决定给予西藏当局资金、技术和人员上的扶持，建设项目主要有，在拉萨建一座设备完善的水力发电厂，建一座皮革厂和小型钢铁厂。修建拉萨河和年楚河的河堤水坝，又动员地方民众对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尼洋河等容易泛滥的河道进行整治，这些工程标志着中央政府帮助西藏进行全面建设的开始。[3]除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怀，内地各省市也作出了援藏的举动，例如为了保障西藏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央不仅在供应西藏的商品物资上实施优惠，而且安排各省市的相关厂家负责生产提供，② “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援藏格局初露端倪。在国家的扶持下，这一时期西藏现代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至1961年，西藏建成了一批电站、皮革、机械修配、采矿等工业企业。职工由4,000多人发展到1.7万余人，生产原木15.5万立方米，板材5.9万立方米，硼砂3万余吨，水泥6,000余吨。[4]从而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
2.西藏现代工业的加速发展（1959-1980）
如果说和平解放为西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与发展机遇，那么民主改革则为西藏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西藏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与内地实现了对接，西藏现代工业彻底摆脱了封建农奴制的羁绊，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
民主改革后，政治和社会基础发生了质变，中央政府决定大规模的援助西藏建设，尽快结束西藏没有现代工业的落后局面，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成立西藏工委工业交通部；领导管理班戈湖硼砂厂、更樟林场、土门格拉煤矿以及拉萨电厂和地毯厂等企业；设立工业局，统一管理全区工业企业；以发展电力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和采矿业为主，同时发展农具、制革等轻工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批基础性的中小工业产生。机械工业方面，拉萨机械修配厂开始筹建并生产；轻工业方面，涉及木材、食品、造纸、轻纺、皮革等行业；采矿业和电力工业也获得了继续发展。
除了中央直接扶持的工业项目外，内地各省市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给予了西藏大力的支持。在基础设施建设、物资供应以及工业项目的设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能源工业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起，内地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来到西藏，开始进行电力工业尤其是水电建设，许多中小型水电站的电机，均由国家指派四川、贵州、上海、北京等地定点生产。另外煤矿、石油等矿产开发在国家的主导下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土门格拉煤矿、马查拉煤矿等资源的开发是这一时期采矿业发展的典型。
3.西藏现代工业的改革与转轨（1980-1994）
随着内地经济体制的转轨与改革，西藏也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变直接导致工业发展体制和内容的改变，包括电力工业、机械工业、矿产业以及农村工业均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进行了转变。这一时期的西藏现代工业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的。也就是说，民主改革后，西藏现代工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后续阶段发展的基础，而市场经济体制探索时期西藏现代工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展，赋予了新时期的发展内容，这一阶段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既努力摆脱旧有体制的束缚，朝着新的发展体制迈进，同时又未完成向新体制的转轨。
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和内地一样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但由于长时期受计划经济体制保护，以及存在与西藏实际情况脱节的问题，面对体制转轨出现的种种不适应，使西藏工业在80年代初期出现了衰退倾向。对此西藏当地政府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大力进行整顿，并“关、停、并、转”了一些工业企业。
鉴于西藏长时期的贫弱状态，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关注在不断加大，并于80年代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援助西藏发展的政策。以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来促进西藏发展，这种路径开启了西藏工作的新局面。而西藏工作座谈会每召开一次，援藏的力度就会越大，譬如如果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只是带来了一个开端，制定了一些政策的话，那么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不仅是援藏政策的深化，而且还带来了实际的行动，即43项“交钥匙”工程，以后的援助还会逐步加大。随着中央对西藏关注和支持的强化，援藏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行动，而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援助则是这一制度的具体表现。这不仅对于西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也改善了西藏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还为西藏融入到全国经济体系中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条件。
4.西藏现代工业的深化发展（1994至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10余年的探索，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最终确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西藏现代工业积极的融入到市场竞争之中，转变以往的发展思路。西部大开发以及第三、四、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特别是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使援藏逐步制度化，但也造成了西藏现代工业明显的依赖于中央支持这一弊病。这一阶段堪称是西藏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时期。之所以说这一时期是西藏工业的大发展时期，是相比较于之前，现阶段发生了两件标志性的事件，计划经济的退出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使西藏工业积极参与到了市场竞争之中，完成了与内地的接轨；援藏制度化则成为了其发展的重大推动力。在这些大环境下，西藏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向深化，上市公司也开始出现并得到持续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也取得了大发展，传统民族手工业在市场经济因素的刺激下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最终将援藏工作制度化，逐步形成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格局，作出了中央各部门和15个省市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重大决策，开创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新局面。第四、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制度化的援藏工作继续下去，并且力度越来越大。在国家支持与西藏发展的过程中，西藏依靠中央财政补贴实现了实物资本投资，依靠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改进了人力资本的质量，通过人力援藏和本地专门人才的培养实现了知识的积累。[5]这些为新时期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经验教训：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得失
1.主要经验
（1）必须保持与全国一致的发展框架。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必须放置于中国整体的发展框架之内，无不展示了与内地保持一致的思路。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制度是一个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其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6]回顾20世纪6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从封建农奴制的废除，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建立日臻完善的援藏制度体系，无不存在着中央将西藏拉入到全国发展大局努力的印记。这些制度变迁轨迹的一致性，也可以从中央与西藏的发展关系格局下来看待，即西藏现代工业是在关系整个西藏发展的制度破坏与重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和平解放后尤其是民主改革后西藏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西藏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这一现代化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西藏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整体的现代化，中国整体的现代化也不能没有西藏的现代化；没有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西藏根本就谈不上现代化，没有西藏的现代化，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就不完整、不全面。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只有融入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之中，才能把握历史机遇，实现快速发展。西藏发展道路的提出离不开中国整体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整体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必然要以对西藏发展道路的选择作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作为现代化核心之一的工业化进程，同样是这一道理，中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是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的，西藏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确切地说，是从民改后开始的。也就是说，西藏的工业化从一开始便被纳入到了中国整体工业化的范畴当中，没有西藏的工业化，中国整体的工业化是不完整的。
（2）必须积极融入全国经济体系之中。西藏传统经济由于固有的封闭性与落后性，不利于现代经济因素的产生发展。而西藏工业要得到长足发展，必须打破这一封闭性，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融入到全国经济体系当中。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史也表明，这也是一个从初步到深度融入全国经济体系的进程。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融合或许是其更为现实的选择。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西藏虽然地处边疆，但出于国家发展大战略考虑，其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孤立于周边地区的发展之外，恰恰因为其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更应该融入到周边地区的发展中，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融合也可视为西藏融入到全国发展格局中的一种表现。
（3）必须将援藏作为制度性的长久政策。外部援助是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其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直是中央政府实施地区援助的重点，所有经济部门的运行都得到中央政府的补贴。从西藏区情出发，国家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关怀，全国支援”的援藏模式，并经过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而臻于成熟。相比于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内生力量，我们认为这种外生力量更具有决定意义。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中央对西藏的援助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可预见的将来，援藏还将会作为一项基本的政策持续下去。
（4）必须基于资源禀赋，培育优势产业。从西藏地区的区情来看，其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发展现代工业项目，必须要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是西藏重要的发展载体，也是西藏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优势所在，只有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的产业才会具有竞争优势。
（5）必须坚持跨越式发展战略，推动工业实现突破。从历史传统、自然地理、经济基础、社会发育程度来说，西藏与内地都有着不小的差距，若要迅速壮大自己，融入到全国经济一盘棋，加快发展速度是不可避免的，跨越式发展是西藏必不可少的发展战略。从西藏发展理念的“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反映了中央对于西藏发展特殊性的一种回应。跨越式发展也是西藏面临的必然选择。而在“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引导下，西藏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突破，第二产业比重于2003年超越了第一产业成为第二大产业。并且随着“中国特色、西藏特点”道路的逐渐成型，特色优势产业成为西藏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点所在。
（6）必须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在跨越式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西藏工业由传统工业化道路过渡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现实的选择。西藏的区情要求其工业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增加科技含量，发展绿色工业，同时，必须加大工业品中的科技含量，才能提升其竞争力。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下，西藏将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高原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优势矿产业和建材业，藏医药业以及民族手工业等，而这些也是西藏的优势产业所在。所以说，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西藏的禀赋优势是一致的。在西藏工业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只有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转变工业发展方式，才能够改变其落后状况，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换句话说，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西藏来说，比内地更加急迫。
2.主要教训
（1）盲目追赶内地，对经济效益的忽视。民主改革尤其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开始应用于西藏自治区，西藏经济开始稳步发展。西藏现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是中央政府“国家统合”的重要步骤。在经济体制上，西藏开始接受计划经济体制。在发展时期上，西藏整体上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破旧立新以及由此取得的斐然成就，大大刺激了西藏自治区当局，追赶内地的愿望自然而生。但由于忽视了西藏区情，超越了应有的发展阶段，没有看到西藏与内地省份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工业发展的重重困难。
（2）对西藏发展机遇的掌握不到位。西藏作为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地区，历来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关怀与支持。可以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西藏在中国各省区中，都是受到中央政府优惠政策最多的地区之一。在西藏的发展历程中，其面临着多次机遇，但遗憾的是，其并非都能把握住。历史证明，凡是能够顺利把握机遇的时刻，都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大发展；反之，西藏的发展则迟滞了。
内地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改革开放，而西藏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到1980年后才开始改革，1984年才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方针。也就是说，这次发展机遇，西藏并未及时抓住，发展阶段的滞后导致了西藏经济建设总是比内地的发展慢了半拍，使得本已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的差距继续拉大。
自此之后的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予了西藏发展的更多机遇。虽然西藏抓住了这些机遇，获得了明显的发展，但其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自治区一些人士在全国援藏的环境下，不去积极主动的争取援助，争取发展，而是抱着“等、靠、要”的思想坐等发展，这种思想只会阻碍西藏工业的发展。
（3）对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忽视。西藏经济包括工业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并逐步演化为一种供给——依赖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中央对于西藏发展所需要的要素进行总体供给，西藏则依赖于这些要素而获得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模式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却忽视了西藏工业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致使西藏工业的竞争力不高，俨然成为了“温室的花朵”，不仅离开了中央的援助无法生存，即便在中央财政的援助下，其发展也是步履维艰。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的西藏工业，在吸取了大量的资金情况下，不仅没有产生应有的经济效应，反而逐步陷入了依赖于这种援助的怪圈，从而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有学者指出，西藏工业企业的产值越高，其亏损就越大，就越依赖于中央财政补贴，西藏的工业化道路是难以持续的低效益经济。[7]这是西藏现代工业发展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即怎样加强其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学术界和决策界必须关注的课题。
（4）对市场经济的相关制度供给不到位。由于历史文化的惯性，经济社会的相对封闭性，以及民众思想方面的保守性等，虽然西藏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内地一道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其市场运行状况不能高估，和内地相比，其市场化改革迟缓，市场经济的观念没有充分确立起来，金融、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制度建设不足，这些都制约了新时期下西藏整个经济运行，以及工业的合理发展。一定程度上，制度的供给是否及时合理比外部援助更为重要。正如周振华（1997）指出的，在对落后地区的援助中往往会出现一种偏差，即只注重财力援助，而忽视对落后地区的制度改善，其结果是尽管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发展的差距仍然很大。[8]
（5）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忽视。随着经济发展，西藏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必然逐步加大。特别是采掘业的不断发展，对矿山的无序开采已经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西藏水源污染、草场退化、植被破坏、珍稀动物灭绝等现象，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也严重威胁着相关群体的生产生活，对西藏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五、结论性评述
工业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西藏传统经济中几乎全部是农牧业，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传统经济中必然会出现新的经济形态，现代工业也必然会从萌芽中产生并壮大。事实证明，现代工业的发展合乎时代潮流，也符合西藏的发展需求和实际。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分别是初步发展时期、加速发展时期、改革转轨时期以及深化发展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不管处于何种阶段，其必然反映了当时发展的宏观背景，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由于西藏受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所制，发展工业所必须的生产要素尚较缺乏。西藏工业化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产生并发展的，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深打上了政府主导模式的烙印。不管从何种视角来看，都反映了中央政府将西藏发展纳入到整体发展大局的努力与尝试，并逐步演化为一种国家对西藏全方位、多层次支持的总体供给模式。[9]其大大推动了西藏工业化进程，使得西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正面效应不容低估，但也使西藏的发展更多的依赖国家扶持，自我发展能力得不到充分提高。
从对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总结了若干经验，即西藏必须保持与全国一致的发展框架；西藏必须积极融入到全国经济体系中；必须将援藏作为制度性的长久政策；必须基于西藏自身的要素禀赋，培育优势产业；西藏必须坚持跨越式发展战略；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主要教训有：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数量，过于“填空白”，盲目追赶内地；发展过程中对经济效益的忽视；对西藏发展机遇的掌握不到位；对工业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关制度建设不到位；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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