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塔圣教序》碑建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立在西安大雁塔南门两侧东西龛里，西为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东为高宗李治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褚遂良书，一般两块碑的总称为“雁塔圣教序”。我们临摹《雁塔圣教序》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例如“形”（如图2）字的第三笔收笔部分分为两条线，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临摹。其实这样的问题在《雁塔圣教序》里到处都是。根据我们统计，在《雁塔圣教序》的1463个单字中，大约70%（即978个字）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把此现象定名为“修正线”。
本文首先介绍发现修正线的简单历史，然后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修正线出现的原因，最后具体分析一下修正线。
在我了解的范围内，首先发现修正线的是日本大正时期的书法家比田井天来（1872—1939）与松田南溟。1880年杨守敬在担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随员期间，与日本的书法家进行过很深的交流，其中有一个书法家叫做日下部鸣鹤，比田井天来就是日下部的弟子，他后来被称为日本现代书法鼻祖。1971年，由书学院出版部出版了《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在此拓片上，共有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比田井天来的儿子南谷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在后言里谈到“关于这些点，真可惜没有问清楚”，此后人人知道这些点，但是没有人解释清楚这些点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
笔者的父亲荒金信治（号为大琳）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买到了这本书，从此开始了研究，其后在日本别府大学任教。笔者在别府大学学习的时候开始参与了对《雁塔圣教序》的研究。我们在1997年、1998年与2006年去西安大雁塔进行拍照，回来后把照片放大就发现了许多类似“形”字的修正线。甚至还有一个字里进行5处修正的现象，我们找到的总数是978个字，修正处达1492处，请看一下下面的表格：
《序碑》（共有821个字，修正的566个字、没有修正的255个字）
《序记碑》（共有642个字，修正的412个字、没有修正的230个字）
图1表示在两块碑中的修正处分布，没有修正的地方是白色，修正过5处的是黑色，中间的颜色从浅到深表示修正1处、2处、3处与4处的字，这是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在《雁塔圣教序》出现了修正线，有一定的理由，这与历史的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在此简单地说明一下。《圣教序》的文章本身是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公元648年，当时的皇帝李世民给他写的序文，接着皇太子李治写了序记，当时人们把它们称为“二序文”。以弘福寺寺主为主的长安的僧人申请立碑，而得到了建碑的许可。当时有水平的书法家只有褚遂良。褚遂良在太宗朝时担任中书令，除了政治活动以外，还参与鉴定王羲之书法真伪等书法方面的活动。在建“二序文”碑的时候，褚遂良书写“二序文”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把它叫做“第一次书写”。第一次书写的时候，因为太宗喜欢行书而多用了行书笔画。太宗临死时，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帮助高宗施政。高宗称帝后，产生了对两位顾命大臣的不满，并寻找机会欲把他们除掉。永徽元年十月，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临，根据史书，韦思谦弹劾褚遂良抑买中书译人史诃耽的地，结果褚遂良被左迁为同州刺史。当时高宗要保护褚遂良的话是可以做到的，但高宗趁这个机会把他左迁了。
太宗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兰亭序》的书写年代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我们今天也会举行某某几百周年的纪念性活动，永和九年是癸丑年，这时候即将来临的是贞观二十七年（公元653年）的癸丑年。太宗的去世也许影响了具体的纪念活动，贞观二十七年也变成了永徽四年，高宗的决定是永徽四年以建《圣教序碑》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癸丑年，书写者为褚遂良。前一年的一月，褚遂良升到吏部尚书回到了长安，永徽四年升为尚书右仆射，做好了建立石碑的准备。
仔细观察两块碑，可以发现非常完美的左右对称关系(如表１)。
行文方向是从中间往左右书写，可以表现出左右对称的关系。关于褚遂良的官衔，高宗给他“尚书右仆射”，在品位上比太宗朝时的中书令高一等，这就是在左右平衡当中，高宗那边突出之处。
这两篇文章本来有前后的关系，即太宗先写，皇太子李治后写。因此为了左右对称的关系把褚遂良的地位提高了。
从褚遂良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书写的时候，没有做建立石碑的准备。唐太宗自己书写文章，肯定用毛笔书写，很有可能像《温泉铭》和《晋祠铭》那样使用行书书写。褚遂良在浓厚的行书气氛下书写了带着行书气氛的圣教序。这个时候，先写太宗的序，接着写李治的序记，这是不用怀疑的。永徽三年，回京后重新书写，他的心情的调整没有人事移动那么简单，因此利用第一次书写的原稿来进行修改。除了“太宗”、“永徽”等贞观年间不存在的词重新书写以外，进行大规模的补笔修正。
最后，我们看一看修正的具体现象。我们从中发现了很多行书笔画与楷书笔画的同时存在。我们目前的结论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行书笔画比较多的原稿被修改为楷书笔画，因此两种笔画都留下来了。在此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刻工万文韶为什么两种笔画都刻下来了。可以想到几种可能性：一、褚遂良没有告诉万文韶留下哪些笔画，因此万文韶按照存在两种笔画的原稿不得不都刻下来了；二、在万文韶与褚遂良充分沟通的情况下，还是留下两种笔画，是因为他们需要保留这两种笔画，因为行书线条代表太宗，楷书线条代表高宗，这是在他们的心目中纪念两代皇帝的石碑，修正线就是他们两个人投入感情的结果。奇妙的是，我们关注之前没有人正面讨论这个问题，说明高宗、武则天等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把石碑的照片放大的情况下才发现这么大的问题的。只有拓片发现不了整体的现象，直接看碑，因为每一处修正线条非常细微，不容易发现。如果第二个可能性成立的话，他们两位是隐瞒这个现象而进行刻碑的。
我们现在还在整理过程之中，目前我们发现的现象，大部分是行书笔画与楷书笔画的修正，因此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当然，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后继续研究。2007年9月，我们把整理的照片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与《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记》，请读者参与研究。在此介绍一下几张有代表性的放大照片。
图2是《序碑》第29个字，就是文章开头介绍的“形”字，第三笔的两条线条从照片来看非常清楚。
图3是《序碑》第256个字“德”，右部件的中间“四”的第一笔到第二笔的连笔是原来的行书笔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行书笔画到楷书笔画的修改部分。在这个字里，还可以看见几处修正处。
图4是《序记碑》的第426个字“印”，右部件的连笔非常连贯，在这个连笔当中出现不连贯的点，这就是为了让它楷化的点。
图5是《序记》的第330个“异”，最长的横线的起笔部分与最后一点有修改的痕迹，在全文的修改过程中进行多方面的修改。在差不多一样大的面积上，书写不同字数行数的文字，肯定存在文字大小的问题，这也许为了调整大小而改的。
图6是《序碑》的第114个字“乘”，第一笔是通过补笔来加重的，倒数第三、四个笔画也有修正的痕迹。
另外从这些照片我们可以发现，横竖连接的部分的刻法比较特殊，可能为了防止石碑的损坏，在“乘”字里，先刻了竖画以后，把横线分为三段，很细心地刻出来，很有意思的是从拓片看不出来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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