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

摘要:中国儒教传入日本一千多年以来，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艺术以及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并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高峰期，该文重点阐述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儒教的传播和发展。

关键词:日本儒学；江户时代；朱子学；阳明学

公元1603年，日本三河（爱知县）小大名出身的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到1868年为止日本进入了长达265年的江户时代。而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就传入了日本。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六世纪后半期，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行将崩溃，即将诞生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指导，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被视为儒家五种传统美德的仁慈、正义、礼仪、学识、信义，自然成为治国治民的利器。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江户时期，儒学出现了史上罕见的繁荣兴旺。

众所周知，由于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开府，日本社会基本上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体，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和崩溃期。德川家族统治的三百多年间是日本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时期。幕府体制日益巩固，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日趋安定，使日本有可能从容地对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文化进行反刍、消化和吸收，并继续不断大量地吸收近期及明清以来的文化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户时代是有史以来日本文化同中国最密切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化史的巅峰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儒学的勃兴。中国的儒学虽在遥远的古代就传入了日本，并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但它始终未能完成一种蜕变，没有真正融入日本文化之中。江户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机遇，使儒学真正获得了实现日本化的条件。围绕朱子学派为主流的宋代理学的争论，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其结果，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终于在江户时代形成了气候，也带动了江户文化的繁荣。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江户时代的儒学有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以中江藤树为首的“阳明学派”，以伊藤仁斋为首座的“古义学派”和以荻生徂徕为首座的“古文辞学派”等。江户时代，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已异化成政府的统治工具。德川幕府在掌握政权之后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持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但实际上，将军与地方大名仍存在权力失衡的危险，要想把这些危险势力消化在新的统治秩序中，仅靠强权压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一个思想工具来达到维护封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目的。而宋代朱熹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朱子学的思想功用就是将外在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而朱子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林罗山认为在忠孝不能两全时，应舍轻（孝）取重（忠），这与德川政府所倡导的主从制高于家长制的论调不谋而合。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政府的推崇和扶植。林罗山及其后人都受到德川家族的重用，担任幕府的教学长官，即大学头，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幕府直属的昌平学问所禁止教授和研究朱子学以外的内容，录用官员的考试内容也只限于朱子学。朱子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务虚，力主静坐反思，轻视实践活动，与贵实证、重实践的近代学风相悖。

江户时代，朱子学在意识领域里的至高无上的“官学”地位，也激起了某些儒学者的怀疑和攻击。十七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而作为幕藩体制理论的朱子学在克服现实社会的矛盾上却显得无能为力，面对这种情况，朱子学内部发生严重分化，在儒家哲学轨道上发生了世界观的偏移。一些儒学家试图从孔孟原典中寻求真义，因而从朱子学阵营中脱离出来形成了古学派。朱子学和古学派都属于封建贵族阶层的思想意识，与之相对抗的是下层武士和平民阶层的社会思潮，即阳明学。王阳明是我国明代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即理”、“致良知”，并强调“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王阳明把内心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提出“存心”、“尽心”、“明心”的观点。日本阳明学的鼻祖是中江藤树，中江原是朱子学的追随者，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转向了阳明学。但是，除了朱子学之外，其他各家的学说都遭到了德川幕府的压制和打击。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用阳明学作为武器对现实体制展开批判和斗争的。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江户时期学派众多，有立足于本土信仰的“神道论”，有以儒学为中心的“汉学”，有从儒学中叛离出来的“国学”，有来自西方以人体医学为中心的“兰学”，它们各执己见，互相攻击，又互相吸收和影响，江户文化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种学术思想的碰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开启了人们的心智，促使人们去思考，去辨别，去选择，为明治时代的资本主义改革准备了思想条件。

江户时代的儒学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概念，其核心内容当然是以阐释中国儒学经典为基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日本儒学来源于中国儒学，但又和中国儒学有着某些差异。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在日本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动和异化。中日儒学的差异在对“忠”与“孝”的看法上表现明显。中国儒学根植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之中，中国社会主要以血缘为纽带，构成了庞大而扩展的放射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传统与日本社会主要以集团、行业、地缘、村组来维系和延续名义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颇为不同。中国儒学认为“孝”是“忠”的根本和关键，历来被社会所倡导和推崇，宋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即使在现代的中国，亦有一些地方将是否遵守孝道作为官员提拔的参考条件之一。而日本儒教则宣扬“忠”重于“孝”，“忠”是人的生活目标和道德职责，具有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过去，天皇去世、日本战败，甚至因小集团的利益而自杀者都不乏其人，这种在日本人看来极其正常的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日本儒教发展了中国儒教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却阉割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臣民对天皇和将军的绝对忠心和臣服。并划分了士农工商四个不同的等级，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不准越雷池一步。日本儒学者相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似乎缺少抽象思维的习惯，而更长于直观的形象思维。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这为日本儒学者展开独立的理性思维创造了条件。然而，日本的儒学者尽管接受了具有强烈思辨性质的中国宋明理学，并对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宋明理学中思辨性最强的本体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未能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接受了“理”这一范畴，他们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不大将其理解为形而上学的世界本体的存在。又比如，王阳明摸索出的新的民间秩序的理论，被作为宗族的相互扶助伦理与乡村的乡约伦理被继承下来；与之相对，日本的阳明学主要是被作为个人内心世界的理念——个人精神的觉醒、个人理论的深化等被继承下来的，其差异是巨大的。因此，中日两国间的儒教思想内容上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历史差异，这不仅是作为知识，而且是在理念的世界中被实际感觉到的。

中国的儒教传入日本一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影响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维的方方面面。对其社会功用褒贬不一，争议颇多，但其对日本社会古代及近代的影响力却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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