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摘 要： 晚清杰出的教育家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了中体西用、癸卯学制、实业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改革、教育方法等内容。尽管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存在时代局限性和阶级狭隘性，但它仍然不乏深邃性、进步性和前瞻性，对于我国现代教育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张之洞；教育思想；现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3-0123-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3.025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他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

一、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历官各省，无不以崇尚儒术，修明文教为先图”[1]。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深刻而广泛，主要涵括了中体西用、癸卯学制、实业教育、教育改革以及教育方法等方面。

（一）“中体西用”

作为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中体西用”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之中。1898年《劝学篇》问世，张之洞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所谓“中学”意即四书、五经等经史之学，“西学”则为西政、西艺等“求智”“求勇”之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2]144。张之洞认为，中学固本，西学致用，二者是主辅关系，次序有别，必须兼顾，不可偏废。因为“中学”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待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3]。在张之洞看来，“中学”是教育之本，立人之基，然今“令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者，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4]。易言之，“中学”卫道，养心志，“西学”开新，增才干，只有两者“体用兼胲，先后有序”，才能造就“经世致用”之才。

（二）癸卯学制

由于张百熙拟定的《壬寅学制》胎死腹中，过早夭折。1903年，清政府遂启用张之洞再次拟定新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正式实施的系统学制，癸卯学制对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毋庸讳言，清末民初的教育体制都是以癸卯学制为依据，它涵括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堂以及初优级师范学堂、任用教员和仕学馆章程等共计20余种章程，其学制体系共分为三段，分别对应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包括蒙学院、初等和高等小学共三个级别；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分科和通儒院，而通儒院大致相当于现代教育体系学制中的研究生层次。从类别看，癸卯学制分设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两类平行教育体系。其中，师范教育学期8年，包括初、优两个层级，两者分别相当于中学堂和大学堂。

（三）实业教育

作为实业教育及其制度、实践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力主实业教育，并积极躬身践履，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各类实业学校，培养各种各样的实业人才。他认为：“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5]。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张之洞深知人才在发展农工商等实业中的重要地位。有鉴于“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学非所用之弊”[6]。他主张“应请各省悉設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陆师、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7]。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洞见农业在各类实业中的基础地位，深谙农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他主张“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8]436。为兴农学，张之洞创办了诸多不同类型的实业学堂，开设了与职业要求相适应的课程，形成了初、中、高三级7段的实业教育体制。

（四）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思想是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也正是在其改革主张和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和完善的。除了上述《癸卯学制》之外，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育才兴学”“废科举、办新学”、倡导留学教育以及改革教育管理等方面。戊戌变法后，张之洞遵照慈禧太后的上谕也进行了变法，其中不乏教育新政，“江楚会奏三折”堪称其缩影。在“江楚会奏三折”中，张之洞尽陈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以及“多译东西各书、破格用人、多办实业工艺学堂等”[9]改革措施，企图以“兴学育才”挽狂澜于既倒。不仅如此，他还细数科举积弊，力主专设学务大臣、对派留学等建议。在张之洞看来，“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2]166。因此，他建议立刻废除武科，逐渐废除科举制。

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张之洞倡导留学教育，并亲自制定了《奖励游学章程》和《约束游学生章程》，以实现鼓励留学和防止人才外流的双重目的。他还提出了国家、各省公派留学、自费留学以及选派官员出国学习考察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留学方式，并认为以选派亲贵赴日留学为宜。“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以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8]9737。从中不难发现，张之洞建议留学首选东洋而非西洋，是从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综合考虑后取舍的结果。在张之洞的鼓励留学政策的刺激下，一时间各地掀起了外出留学的高潮。5年之内，赴日留学人数从1901年的208名陡增至1905年的8000余名，效果非常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之洞拟定的《癸卯学制》出台之后，学制与教育系统被分离开来，在这种条件下，新学堂需要一个专门的机关进行管理。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张之洞在《学务政要》中提出了专设学务大臣的改革主张。他的这一主张不仅很快被朝廷采纳，而且于1904年清政府正式特设学务大臣，负责管理新学事务。

（五）教学方法

为了达到造就“通才”之目标，张之洞倡导做学问要“通经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他要求各实业学堂提供相应的实习器具、场所，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理论、学以致用。

在借鉴西方先进教育方式的基础上，他主张“普通学科”和“实习科目”兼而习之，实行分科教学。“山长之教法……非善诱不可”，“学生随其性之所近择而习之”[10]。在不同科目上，他倡导施行不同的教学方式。如他对历史、地理科目形象教学法的推崇备至，“宜悬挂帝王系图一幅于壁上，则不劳详说而只能记忆”[11]420。“凡教理化者，在本诸实验，得正确之知识”[12]511。教育学的教学则应“先讲教育史，当讲明中国外国教育之源流，次讲教育原理，当讲明心理学之大药，及教授法之大要”[11]678-679。在对待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教育方法上，张之洞主张“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12]434。

从中不难看出，张之洞不但推崇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而且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到具体教学之中。在他早期创办的学堂教学中，他对相互切磋和推求、定期检查、循序渐进、讲论与讲演、自由讨论等传统教学方法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在其创办新学的过程中，他在汲取传统教学方法经验和借鉴西方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教学方法的与时俱进。

二、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社会形势下，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作为封建王朝的“卫道士”，他并没有一味地抱残守缺，而是力图顺应时变、革故鼎新，以维国运。在这种背景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历史、阶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

（一）推动近代中国教育进程

作为封建主义的维护者和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张之洞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废科举、办新学，以巨大的勇气和艰苦的努力铲除了封建传统教育的土壤，从而扫除了阻碍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张之洞的教育思想较早期洋务教育更为丰富、更具有创见性”，“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在僵化的封建文化壁垒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的文化、教育走向近代化注入了催化剂”[13]。如果说封建传统教育只是少数上层人士“学在官府”的特权的话，那么，近代教育则是普及与义务教育的化身。作为洋务先驱之一，张之洞敏锐地洞察到了晚清王朝的日趋没落与科举制度形成的“人才桎梏”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8]1596。只有“新学育才”，才能国富民强。“张之洞在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构架中，不乏对顽固势力的抗争和对守旧腐儒的批评，同时对于时代面临的估量，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的探讨已超出传统陈说的囿见，展示了其接纳新知的觉悟和亟欲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12]240。在兴办新式学堂的过程中，张之洞逐渐意识到教师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为此，他主张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齐头并进。截至1912年，“师范学校数量总计253所，学生28535人”[14]。新式学堂以及学生数量的激增，反映出近代教育的普及程度超越了历史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也充分体现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对于促进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深刻影响。

（二）推动近代教育制度发展

“人类教育进步与发展的每一次质的飞跃，无不是以教育制度结构的革命性突破為前提”[15]。毫无疑问，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完整并被推广的教育制度，《癸卯学制》汲取了西方教育制度的优势，在张百熙《壬寅学制》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与《壬寅学制》相比，它不仅更加先进、更加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颁布并实施的教育制度。《癸卯学制》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有序发展，为实现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癸卯学制》不仅对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以及实业教育的教育宗旨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同样，它对各种不同的学科教学的内容、方式、方法等也进行了规范，甚至对师资要求、教学器具都有详尽的描述，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堂等各个不同层次的完备的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教育的范畴和体例，非常接近现代教育制度的雏形，具有了近代教育的基本范式。不可否认的是，张之洞的学制思想是在“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导下制定的，尽管它具备近代教育的特质，但是它仍然难逃封建主义的窠臼，因而它与生俱来难以与封建传统教育实行彻底的决裂，未能完全冲破封建传统教育的藩篱。

三、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尽管张之洞本人及其教育思想不乏阶级狭隘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仍不乏前瞻性、进步性和深邃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一）张之洞对教育地位的认识值得肯定

张之洞对教育地位的深刻认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国家的稳定，还是人才的培养，抑或是社会的变革进步，都离不开教育。教育不仅是巩固上层建筑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诚然，在张之洞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统治濒临崩溃，晚清政府岌岌可危，他兴办教育的初衷也是为了维护巩固上层统治，但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培养封建统治卫道士的同时，也造就了封建主义的掘墓人。从这个意义而言，其前瞻性、进步性和深邃性，值得肯定和重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在现代社会，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个人而言，它如人生存之空气，离开它，人将无法生存，人之精神也将无所归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要实现社会进步和共产主义，人的发展不能缺位。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不能缺失。因此，深入挖掘张之洞的教育地位以及作用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认识教育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价值。

（二）张之洞对教育制度的规范值得重视

张之洞关于教育制度的内容涉及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三大体系，涵括幼儿启蒙教育、青少年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各阶段，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职业等方面，对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器具以及场所等都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和要求，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它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培养中体西用的通才，因而他规范教育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教育宗旨、教学规范等制度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系统，有效地保障了教育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以此作为参照物，我们不难发现，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内容与之存在一些相同之处，其前瞻性和进步性可见一斑。毋庸置疑，我们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目标，离不开教育制度的规范、约束、保障和激励，必须“更加注重办学的规范化，完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发展。当然，我们借鉴张之洞的教育制度思想，并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加以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三）张之洞对教育方法的探索值得借鉴

张之洞主张把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教育，倡导知识教育与实业教育齐头并进，使教育充分发挥提高人、发展人的功能，以实现学以致用。“教育方法是为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服务的，良好的教育方法常常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7]。张之洞敢于、善于探索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兴办新式教育，以及要求普及近代教育的思想及实践，为我国现代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尽管当今时代与张之洞所处的时代相去甚远，教育的环境和條件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及原则等趋向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共通的，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换、社会的变迁而变得毫无用处。相反，这些经过历史考验和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变得历久弥新、历久弥坚。毫无疑问，张之洞关于教育方法论的思想及实践，因为政治、历史、社会等因素，有些只是短暂存在后就夭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进步，被证明是成功的。因此，只要我们结合实际，对其进行创造性运用，它完全可以服务于当代中国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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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广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