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育是教人为人之道，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加强地区学术交流和对话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海峡两岸一衣带水，血脉相连。随着两岸交流活动的开展，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学术对话交流亦为两岸和世界所关切。作为台湾教育学发展的引领者——台湾师范大学，则承载了更多的关于两岸教育学术交流的重任。台湾师范大学成立于1946年6月5日，其前身是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成立于1955年8月，现拥有教育学系、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社会教育学系等12个系所。其发展不仅反映了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历程，而且折射出整个台湾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教育学院成绩的取得，不仅与台湾的教育发展密不可分，也与海峡两岸甚至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息息相关。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现任院长周愚文是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199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专题进修、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专题进修，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师资培育与就业辅导处处长等职，曾任中国（台湾）教育学会理事长，并于2003年至2012年担任台北市贾馥茗教授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长期致力于中国教育史、英国教育史、美国教育史、大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从1983年到2012年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2篇、专著及专著论文41部、研讨会论文24篇，政府委托项目报告约34篇以及多篇翻译作品和应邀书评。周愚文先生既有相当的哲学、历史、教育理论素养，又能够将教育理论与实务加以结合。为了解相关问题，本刊特约记者苏娜、王举近期对周愚文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此次访谈旨在了解周愚文先生的个人经历与教育理念、台湾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当前的改革现状、两岸教育学术交流三大方面的内容。鉴古今而知春秋，鉴他者而知吾身，相信台湾教育的发展理念会给大陆地区的教育发展带来有益的借鉴。
一、个人经历与教育思想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先后在英国、美国学习与进修，可否请您首先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谈一谈您在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
周愚文：我依次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毕业，个人研究的专业是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本身只是兴趣，实际上我有从事实务的工作经验，不是单做纯学术的研究。我是本土培养的博士，希望自己能够扩大眼界，而不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在台湾科学委员会国外短期进修项目的帮助下，我在毕业后任教职期间先到英国学习一年，然后到美国学习半年，研究的领域还是教育史，特别是教育史学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我得以更加了解这两个国家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其在20世纪的变化。通过参加该项目，我拓展和开阔了个人的研究视野，从而在思考现代问题的时候，主要参照以下两点：其一，了解本土文化历史脉络；其二，采用比较教育的研究方式，充分考虑英美或其他国家情况，找出一些可以对照、比较的经验，这对我在处理实务问题时比较有帮助。回到我自己的专业上，因为有不同的经验刺激或不同的思考方向，让我在重新审视本土问题时，会有不同的角度，在慢慢经历这样一个历程之后，我发现自己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研究优势。
《世界教育信息》：我对您的话深有同感，教育研究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您长期致力于研究英国教育史、美国教育史、大陆教育等方面，能否具体谈一下研究历程与心得？
周愚文：一个制度本身一定有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脉络，透过历史的角度就是从纵向对它进行观察或研究。未来是一个不可知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做实验，可是教育学不能马上做实验，所以要找参考点。社会科学研究，如果只是用调查的方法去做，有自身局限性，所以可以做比较教育，扩大到不同的国家。研究教育，我们可以从三个资料库获取信息，一是抓住现在，二是看其他国家的状况，三是回到历史的脉络。我并没有说独尊历史的方向一定对，可是它能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教育科学，丢掉了历史这一块，只看到前面两个资料库，都是不完整的。当你加进历史这一块，再加以比较，状况就会膨胀，效应会变大。另外，教育问题回溯到自身的文化脉络里，我们会发现有某种重复性，教育问题不是以一种直线方式展开，有可能要在两种或三种价值中间做选择。也就是说，如果采用历史的观点，更容易做一些正确的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实务决策或者处理重要问题的时候，应当把历史当成重要的资料来源。
学历史不完全是学习纯历史。对从事现代教育工作或从事教育改革、教育实务工作的人来讲，应该接受三层训练：第一层是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第二层是要有比较的观点，第三层是不管对国外历史还是本国历史都要有了解，这样出错的可能性会相对降低，否则都是在尝试错误。
目前，我还有日本教育史这个板块没有做，台湾有一段时间曾经受到它的影响。1900年之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也学过日本，但我在研究完中国教育和英国教育之后就基本上没有精力了。如果回到中国的脉络，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里面有几个制约性因素。第一个是人才选拔制度，一种方式是科举，另外一种是选举。我们挑人的时候，科举是用“单一”标准去挑，选举是用“不同”的标准去选。两者互相冲突，一个强调公平，另外一个注重多元和不同的标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时候就要做出选择。第二个是教育机会不断在扩张，不管是学校或者书院，这个制度一直在扩张，虽然中国的教育对象已经实现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甚至普及，可是大家对这一点会不会满意？不会。因为我们始终把学校或者教育视作社会流动的重要依据。我们的社会始终把教育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求大家用公平的方式争取向上流动的资源和机会，这个想法一辈一辈流传下去，大家基本上都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中国的教育制度史基本上就是这种状况，接下来需要补充的就是比较细微的、个别的历史文化脉络。
在我们自身的文化脉络里，我们希望能够运作一套完整和宏观的制度，这是一个比较集体或者整体的想法。当你去了解英国教育制度的时候，完全不是这回事，它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极其崇尚个人价值，始终不认为教育是政府和国家的责任，相反认为应该是个人的事情，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相比之下，我们始终认为国家要对教育承担比较重大的责任。在英国的教育制度里，会用商业或者市场的观念去看待学校，会把它当成一种服务事业，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也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如此。再加上英国传统社会一直有社会阶级的问题，这就使得教育问题变得更复杂。我们也获得了另外一个参照点，即一种极端的或者比较极致的强调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从商业角度看教育的参照点。因此我们再去面对未来的时候，就有两个点可以考虑。由于时代的复杂性，特别是二战后经济不景气使得英国社会变化更加巨大，所以我之前在写英国整个教育制度的时候，特别在写其在1945年之后的变化时，只能对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分开进行研究，结果做起来不仅非常辛苦，而且只能实现初步了解。我现在正在了解英国在1945～2010年间有关教师教育或者师资培育这一阶段的历史，这一块其实变动也非常大。
研究完这两个国家，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研究美国了。之所以会碰触美国教育，是因为我在1999年从美国回来后，虽然一直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其教育，但由于台湾的教育制度从1922年采取新学制之后，整个形态跟美国越来越像，从而引发我想要研究美国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高等教育跟中小学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系，其中中小学教育主要受地方差异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教育制度中复制了美国很多个别地方的做法，很多时候这些做法并不完全合适。另外，台湾高等教育受到的美国影响也非常大，从人才的培育到资源的分配投入，几乎就是抄袭美国的方式。
《世界教育信息》：现在不止是台湾，很多地方都在学习美国，其实背后的危机是巨大的，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周愚文：回到前面没有回答的问题，我们最初引用或学习西方的制度是在19世纪，这一过程已历经100多年，如果把传统的制度，特别是培养人才的方式丢弃，全部转向学习西方，现在发现不一定都是好的，我们毕竟有自己的文化脉络，不能够全部照抄其他文化脉络中的教育体制。现在与19世纪的状况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对外面的了解程度增加了，可以作某种程度的选择。通俗来讲，以前捡到菜篮子里的都是菜，现在可以去挑选，因为你知道有些你并不需要，而在19世纪还不能挑选，因为当时完全不知道外面究竟怎么回事。
《世界教育信息》：从1981年毕业到现在，您已经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能否谈一下您的教学之道及育人理念？
周愚文：我并没有特别去想理念的问题。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氛围是每个教师都有属于自己的教导学生的方式。系里留学德国的田培林先生，毕业于柏林大学，师承文化教育学派斯普朗格，他强调要有一个教育过程，即教育爱。这不完全是感情上的教师关怀学生，背后还有一个哲学上的预设，即对教师为什么要帮助学生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层次的提升，教师帮助学生，是因为教师认为不成熟的学生一代经过他们的帮忙能够往上提升一个层次。这种方式与柏拉图对洞穴的比喻相似，即应引导学生走出洞穴。当然后来大家对此也有所反省，认为也许教师和学生都在洞穴里。我自己接触佛经、佛理，也有这样的想法，教师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也像柏拉图一样，这种理念要求教育过程中不只是单纯知识上的传递，还包括生活上、情感上的接触。我们会发现，真正影响学生的不完全是观念上的启发，反而是在互动过程中，教师对他的关怀或者对他平常的影响。
二、台湾教育历史与改革现状
《世界教育信息》：接下来我们从世界转向台湾，请您谈一谈台湾教育发展的大致的历史脉络，以及每个阶段主要的教育思潮和特点。
周愚文：1949年之后，当时的两岸关系还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整个的教育基本上是在强调国家民族意识，其在整个教育活动中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台湾开始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经济起飞。很清楚的是，长期来看，教育投资是直线上升，没有起伏。出于发展经济的原因，教育除了要受到政治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养的要求上完全配合经济，比如经济部门需要培养多少怎样规格的人，教育部门就要做这样的配合。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整个国家用人力资本论的方式培养人才，这样做的结果是从1970年开始台湾经济发展起来；也是因为这样一种状况，教育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原来义务教育是6年，到1968年开始我们从6年延长到9年。其背后的思路简单讲是两个，一个是小学升学的竞争压力，小学升初中要考试，学生压力很重，希望能缓冲这一压力；另一个是经济的理由，劳动力的素质希望能够从国小毕业提供到初中毕业。这样的思路到1990年之后受到挑战，当时出现一波教育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政治上和思想上受到的管制开始放松，言论开始自由，而受到美式主张的影响，有些人开始批判或者检讨前面几十年的教育方向。另外，他们反对把教育当作经济的支持，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并认为教育应该更加多元，到目前为止在台湾教育圈看到的还是教育多元的面貌。
从提供给老百姓接受教育的机会来讲，可以看得到的是数量一直在扩充，原来是国小（小学）扩充到国中（初中），确保99%的人能够接受教育，现在又扩充到高中。在高中阶段，同一个年龄层大概99%能够有机会接受教育。对于大学教育机会，原来控制的比例大概是在30%左右，整个同年龄层也许不到10%，可是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0%，甚至更高。按照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说法，高等教育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入学率在15%以下叫精英阶段，15%到50%是大众化阶段，50%以上是普及阶段。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台湾开始扩充教育数量，但质量怎么样去维持？台湾现在在做“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从2014年开始，教育机会将从9年延长到12年，后面3年免学费但不强迫入学。也就是说，政府给你提供教育机会，要不要念由学生自己选择。利用这样的方式继续扩张教育，为什么要这样做？其目的一是在扩张教育机会后能够缓解初中升高中的压力，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希望能有某种程度的缓解；二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不同类型的人才，使学生有比较多的选择机会。从这一角度来讲，教育并不是前面讲的只把政治当成主要目的，或者只把经济当成主要目的，其目的是多元的。我们要站在学生的立场去“适性扬才”，既要考虑到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学生本身的条件，几方面都要兼顾。
《世界教育信息》：您刚才讲了整个台湾教育发展的整体情况，何种教育模式对台湾影响最大呢？
周愚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台湾教育都深受美国的影响，特别是主流教育受到美国的影响比较大。不过，台湾各高等院校也有很多教师是从英国、德国、法国留学回来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接触到的不会只是单一的美式思维，但这些教师的观念究竟能否影响到决策部门的教育政策，这中间是有落差的。目前基本上决定台湾教育政策或者主流教育政策的还是来自美国的教育系统。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台湾教育方面最火热的改革莫过于“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问题，把原来的义务教育年限从9年延长到12年，3年高中自愿而不强迫入学、免缴学费，减轻负担，台湾教育主管部门2012年年度已编列288.58亿元（新台币），以后年度需求初估每年均在300亿元以上（2015年度达到高峰约368.47亿元），来推动这一以“确保每一个学生的成功”为目的的政策的实施，入学时以免试为主、允许特色招生，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实现适性扬才等目标。对此，外界有很多争议，也受到一些质疑，请您谈一下关于“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的背景、整体的设想以及将来的推行过程。
周愚文：首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间点去谈？要将义务教育年限从9年延长到12年，从1983年开始就已经谈过这样的问题。1968年从6年延长到9年时，对那个时间点有经济上的考虑。1983年开始发现有一些初中毕业生既不升学也不就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这些人是不是该让他继续接受职业教育？如果接受职业教育，学生教育程度提高，对经济发展会有好处，对此社会一直在讨论也一直都有争议，究竟延长9年，是去念职业学校还是念普通学校？1998年到2010年前后，这一争论又重新提上日程，社会上开始出现要延长基本国民教育期限的声音。那个时间的人应该能够接受后期中等教育，初中到高中已经到98%的比例。以往一直做不成还有一个原因是钱，政府有没有钱去做这个事情，初步估算一年要200亿（新台币）。做这样一件事情有多重目的：从政治角度来讲，公民的素质开始提高；从经济条件来讲，能够让人力素质更具备竞争力；对学生自己来讲，如果这个制度能够让学生更适性发展，不管就业或者将来继续深造都有好处。接下来怎么去做？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原则上分成两大阶段，从2011年开始到2014年是准备阶段，2014年以后开始全面启动和实施，前后大概有7年时间。再强调一下，其一，“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后面的3年是选择性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选择念或者不念。想念，一定有机会，一个学生可以有1.2到1.9个自主选择，不用接受教育分派；其二，政府免学费；其三，学校类型包括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其四，学校性质包括公立和私立。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周愚文：在当前这个社会，如果从教育供给上讲，绝对是供过于求。这时，如果按照人数平均分配学校当然没有问题，但当大家都希望进同一所学校的时候，竞争就出现了。在台湾，家长一直很在意把子女送到重点学校，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应该把重点学校全部废除，完全用平均分配的方式去做。另外一组人认为这个根本不可能，大家就想办法尽量挤这一块。我们当时计划完全通过市场供需来解决，比例上来讲，75%由免试的方式去做，竞争最激烈的就预留25%的机会，想要免试的就申请免试，想要竞争的就去考试，这是动态的平衡。在特色招生方面，25%的比例是上限。
《世界教育信息》：重点学校本身的存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像前一种呼声，用一种平均主义，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周愚文：从1983年开始谈的时候，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怎么去处理这些学校，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虚”议题，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焦虑，不愿意去其他学校？因为大家想要进重点学校。我们现在不是压制相对优秀的学校，而是需要提升排在后面的学校品质，虽然学生没实现最佳选择，但如果能实现次佳选择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接受，也就是说要确保学生真正选择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落差感。我们现在不是把所有人压下去，而是提上来。原来甲校是明星，明天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学校？我们不要人为禁止，是我们选择让谁是明星，而不是由政府规定，不要用人为的力量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世界教育信息》：这个问题背后更大的问题就是教育均衡的问题，学校本身有优质劣质是正常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是要提升学校的品质。
周愚文：以往我们会通过考试，依据考试分数的高低给各个学校弄一个排行榜，重点学校一直在前面，排在后面的学校始终没有翻身的机会，或者说他做的一些努力很少被别人所看到。现在，这些学校如果能提供一些吸引学生主动申请的条件，就有机会翻身。另外政府也要通过投资去帮助这些所谓弱势的学校，让它的办学条件或者思路能够改变。前三五年，这一经费已经投入下去，让他们有机会去缩小物质上的差距，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对不均衡的现象做某种程度的调整，至于心理感受的差距很难马上改变。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从结构上、制度上实现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到底怎么去推动？要有一个推动的策略或者方法，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方式是一步到位，另外一种方式是循序渐进。20世纪90年代正值台湾第一波教育改革，选择了一步到位的方式，希望把原来东西全部推翻，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基本行不通，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第二种策略，即分阶段、逐步推进。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它有点像一个火车头工业，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产业，要有所谓“领头羊”，这个产业会带动周边的产业一起改革。在教育领域，如果要改变整个教育结构，我们需要找一个能够带动所有教育制度发生改变的助力，明确要改哪一块。台湾的高等教育量已经扩充到极致，面对人数减少的状况，将来要走紧缩线路，政府集中在10所学校投入大笔资金，5年投资500亿（新台币），量和质两方面都已经做到极致。幼儿园阶段也开始真正整合，让5岁的孩子免费进入幼儿园，虽然影响学制的效应没有其他教育阶段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给中小学把脉，最大的改变是把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课程改革也做了九年一贯课程。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舒缓了升学压力，让初中或小学阶段的教育更活泼、更轻松，而且连带着提高了人才的素质，对大学生来讲，不会因为数量扩充，素质往下降。它所起的带动效用可能是最大的。当时我就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主张要打通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任督二脉。
《世界教育信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项政策背后有一种理念:希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能够实现无缝连接？
周愚文：前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往是考试引导教育，或者考试是一个指挥棒，在这其中基础教育的顶点是高中教育，到大学之后进入高等教育，对台湾来讲会有一个状况，当初国中过去的升学压力太大，造成的结果是教育走向浅化、简化。如果高中教育没有做好衔接，一个是向下变得更简单，落差会出现在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如果高中教育太难，造成初中跟高中有落差，这样的改革要解决中间的矛盾。
三、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与对话
《世界教育信息》：有人说，经贸交流是手牵手，人文交流才是心连心。在您看来，两岸教育人文交流取得哪些进展？还有哪些发展潜力？您对今后两岸教育人文、特别是学术交流活动有何建议？
周愚文：我想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谈一下。从教师来看，过去十年教师学术交流非常频繁。以教育史为例，两岸四地的教育史论坛已举办过好几届，不管中国教育史还是西洋教育史，我们双方教育史的同行，每年都有这样的聚会使彼此了解得更多。这里，参加者既有资深教师，也有30、40岁的中青年学者，包括研究生也有机会参与。将来需要进一步增加交流次数，学术研讨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两岸教师可以借此充分交流。比如，有没有可能共同做专案研究（科研课题）？到目前为止这一机会比较少。
学生的部分，大概要分几块：其一，关于正式读学位的学生，从2011年开始开放大学，一年限制的名额是2000个。公立大学一般只能招研究生，人数有限，我们学校分配到的名额是17-18个，但是真正来的人数没有这么多。台湾的学生到大陆去读学位的也不多。其二，以研究生身份来台湾或者去大陆的学生数量可以增加。大家维持自己原来的念书方式、学位制度，这样学生既可以增加学习经验，又不违背原来的教育制度，不需要突破很多制度上的障碍，而且对实际教育经验还很有帮助。其三，如果完全从经费角度考虑，在大学本科层次可以实行异地交流，不受学分的限制，比如去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这种方式所需费用对学生或者学校要求负担的额度都比较低，因而就有可能扩大数量。总之，不同的教育阶段所用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世界教育信息》：依您看来，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今天，两岸教育学人可以携手为引进海外优秀教育思想和经验、促进中华优秀教育传统走向世界做点什么？换言之，我们两岸教育学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共同肩负着怎样的责任和使命？
周愚文：大概有两种方式。一是去介绍、了解，或者互相分享一些新的教育经验。假如台湾的某一个小学或者中学有一项教学创新，也许不能够全面铺开，但这是一些突出的点；或大陆有卓越的学校和好的教学经验，透过这样一个平台，大家能够了解对方，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会变成现实，这种做法落实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我们从英美照搬一些教育案例，这样的经验比较切合文化脉络。由谁去构建这一平台呢？有可能是学院，有可能是竞争单位，比如《世界教育信息》就可以去报道这些经验创新。台湾教育目前已经实现了数量扩充的极致，下一阶段要做的是精致，这没有办法一步到位，所以需要广泛学习很多经验。比如外语学习对两岸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到底有哪些好的方式？大家都讲从小开始，可是这种方式到底好不好？两岸应该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双方可以彼此分享和交流。
第二，两岸的教育发展可能碰到一些共同的或者相似的问题和现象，其双方可以就一些共同的课题共同做研究，比如“公平”这一价值观念，在两岸面临教育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潜在的因素？研究结果对两岸来讲都是值得参考的。
《世界教育信息》：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华文化区，但是近百年来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您觉得两岸的学术交流能否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周愚文：首先，我们不要有错误的认识。原先有一些误解或不了解，如果从教育体制来讲，总会说“你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这是不了解。第二，我们要很真诚地欣赏对方，如此才能够有所批评。第三，在此基础上双方才能有所借鉴或者互相支持。这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相对来讲，前两个层面做得越多，互相理解或体谅的可能就越大，否则大家都专找对方极端的案例，双方就各自坚持极端的想法，就会产生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的障碍。
《世界教育信息》:沟通和对话是很关键的，要先去了解别人，即使是同样一件事情，各主体因为有不同的基点或者前提，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的觉知能力不同。今年是《世界教育信息》杂志创刊25周年，杂志已从五月份开始由月刊升格为半月刊，一刊聚焦全球教育发展，一刊聚焦国际教育交流，以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请您从促进两岸教育期刊交流与合作的视角对杂志的发展提一提看法和建议。您觉得杂志在促进两岸教育人文交流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周愚文：如果从信息介绍的角度来看，台湾各个阶段的教育，包括个别学校的“亮点”，都可以通过期刊去介绍。对于台湾一些不错的教育做法和创新措施，如果大陆的老师觉得可以借鉴，也可以通过期刊媒介介绍。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点。有些台湾学者会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或研究，这些研究可以通过在期刊上发表的方式，让大陆的同行去了解。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希望此次访谈能搭建一个充分交流的平台。我们前面谈到了中国教育史、英国教育史、美国教育史，能否依据您的研究和理解，对大陆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一些您的个人建议？
周愚文：这要分几块。一个是我刚才讲到的量的扩充，以往教育机会受到限制，一旦消除这种限制，大家都想去争夺教育资源和机会，数量扩充的背后，就需要考虑公平的问题。目前有一种美式思路，认为数量扩充以后，经费存在不足，主张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这会相对降低国家的投资，但会随之产生公平的问题，即谁会在过程中争取到这样的机会。我不知道类似的状况在大陆是不是也存在？如果是，双方可以共同探讨这样一个特征。这个过程当中要不要让大家都变成一个样，这点可以去考虑。另外，在少子女化（人口减少）的趋势下，家长的教育投资会非常非常在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去阻挡他，而应该有可能去导引他。我们也发现，这其中考试始终是一个制约教育资源的机制，不管是考试领导教学，或者是考试的指挥棒作用，都会强调教育不应该如此，应该是以提高人的素质作为考虑的出发点。这点没有错，但是竞争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因素不可能完全排除，只能适度地去松解，这是大家碰到的共同的难题。
到底要不要全盘西化？到底怎么样在中西文化里兼顾所长？台湾曾在20世纪50到60年代有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完全不再争论这一问题。对于今天出国留学的年轻人，他应该要在中西文化中间做某种程度的筛选。台湾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上世纪50、60年代出国的人，70、80年代回国后一直在照搬国外，觉得西方最好，经过20年的消化吸收后，发现状况不完全是这样，所以现在出国的人不完全是持这个态度，他们在国外看到的东西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中西不是完全隔绝的，中间可以做某种程度的选择。
至于文化生活的方式，台湾有一些原来接受西方训练的人，最后会回过头来读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东西，只要原则上不去限制它，我们自己原本的东西就会回来。我们系的贾馥茗先生，原来接受的是美式训练，读西方的东西，晚年却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放在大陆来看，也不能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看文化生活方式的问题，即假设中华文化一定是好的，一定要重新拿回，而西方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先决、预设或条件的时候，我们实际会做某种程度的融合。台湾的文化生活方式到底像不像原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如果再去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会发现两者又差一截，里面又会有一些不同的夹层。
编辑：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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