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非常不鲜明，但是书画家的构成越来越复杂，出现了一些比较多元化的书款模式。当时最主要的书款模式是在绘画上直接写上“仿某某法”、“拟某某某笔意”。这在明朝人的绘画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但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朝中晚期，由于缺乏文化上的自信，即便是独创的，也会写“仿某某法”。比如大名家任熊，也会写上“仿新罗山人粉本”，实际上他的风格和新罗山人风马牛不相及。
署款中还要注意避讳的情况。在古代尤其是清朝，非常重视避讳。比如，康熙的名字叫玄烨，康熙年间有一个画家叫王元照，他有一个别号叫王玄照，康熙年间，他就把“玄”字改成了“元”字。如果一件作品显示是康熙年间创作的，但署名是“王玄照”，就有可能是伪作。除了避官方的讳之外，还要避家讳，主要是避和自己的祖辈有关的讳，这对于我们研究书画家个人的作品很有帮助。
上款断代
上款就是受画之人的名款。明代中期以降出现了一些有上款的书画，一般习惯称之为“双款”。
唐伯虎《秋声图》的卜款中，把自己的名款写在前面：“吴门唐寅为叔高画秋声图”。“吴”是指苏州地区，“叔高”是一个人的名字。上款人的名字放在第二行最前面，而且比第一行的字高出半格，有的甚争高出两格，表现出对受画之人的尊重。“秋声图”是他对这幅画的命名。其中的“画”字值得留意，和古代的“画”字不一样，这个“画”字就是现在的简化字。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简体字都来自于古代书法中的草书。曾经有媒体因为南方某博物馆展出的一批清朝书画中发现大批简化字而指其为赝品，真是贻笑大方。
明朝后期上款有小同的称谓，出现了“词学”“社长”“社学”“社兄”“辞丈”“词丈”“词盟”“词宗”“词兄”“词坛”“盟兄”“盟翁”“道翁”“道兄”等，表现当时文人结社，是对男性文人的尊称。比如“社长”是对书画社团里德高望重的男性文人的一种尊称。而对女性文人则称为“女史”。到了民国以后，对女性文人的尊称开始出现“先生”两字，往往是年纪较大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很多书画家在书写上款时习惯将两种称谓一起并署。两种称谓合在一起，是鲜明的晚清特色。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沿用的称呼，比如岳父大人、岳母大人等，这都是从古代的书画署款演变而来的。赵之谦是晚清“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他在《牡丹菊石图》上写的是“瑟斋公祖大人正画，同治九年夏四月，治赵之谦”。首先，“瑟斋”是受画者的名字，“公祖”是对对方的尊称，“大人”也是一种尊称，把“公祖”和“大人”合在一起，是晚清时候的典型特点；“正画”是说请对方雅正。“治”，有时候会写“治下”，或“治弟”，说明公祖大人是赵之谦所在地的一个父母官，赵之谦在他的治理之下。如果对方是皇帝，可能什么都不写，直接写上“臣赵之谦恭绘”。建筑断代
从建筑看绘画的时代，主要适用于在绘画中出现大量建筑物的界画。界画里判断时代有很多标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看城门。比如，宋朝的城门是方形的，明朝的城门是拱形的。北京地区很多城门几乎都是拱形的，说明北京地区的城门很多是明朝或明朝以后建成的；而河南、开封、西安等地，很多城门都是方形的，因为那些城门都是宋朝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建的。比如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城门都是方形的。
对于鉴定书画，宋朝和明朝城门不同的形状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证伪，不能证真。比如看到一幅宋朝的画中出现的城门是拱形的，一定是假画；但是在明朝人的画里可以有拱形的城门，也可以有方形的城门。但是，如果在宋朝的画里出现的是方形的城门，也不一定证明这幅画就是宋朝的，还要看其他的因素，也就是绘画本身。
古代房顶上端有一个作装饰的配件叫“鸱尾”。在宋徽宗的《瑞鹤图》中，鸱尾朝内；明朝以后则朝外，比如紫禁城的房顶都是朝外的。
其他断代依据
除了建筑、形制、署款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都是判断书画的重要依据，比如服饰。在一幅明朝人的画里发现清朝人的服饰，一定是假画。
此外，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证伪的必要依据。比如在一件写于1790年的信札中出现了“洪毛”、“长毛”的字眼，足以证明是伪作。因为“洪毛”是指洪秀全的队伍，“长毛”则是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军队的蔑称。“洪毛”作乱大致是1850年以后，“长毛”作乱则是1840年以后，与写信的时间相差了近五十年。很显然，做假的人不知道这些历史事件，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提问环节
提问：中国国家博物馆对于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有哪些展陈计划？
朱万章：书画方面的展览日前分为三大块：一是相对固定的陈列；二是目前正在筹备中的馆藏历代书法展览；三是临时性的陈列展览。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个经典讲座栏目“国博讲堂”。
提问：荣宝斋木版水印和印刷品作伪哪个容易识别？
朱万章：荣宝斋木版水印和二玄社的印刷品都能用肉眼看出，没有层次感，比较光滑，很容易识别。现在最难鉴定的是喷绘印刷。印刷品也是现在书画鉴定中的难题。
（责任编辑：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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