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核心党建思想的侧重点探析

摘 要：我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创造性的党建思想，他们的党建思想都具有极其深刻、丰富的内涵，彼此既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毛泽东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邓小平突出强调党的制度建设，江泽民着重抓党的功能建设。

关键词：三代领导核心；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功能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5)06—0005—03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他们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创造性的党建思想，并致力于党建思想的实践。然而，由于所处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党建思想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邓小平侧重于党的制度建设，江泽民把党的功能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探讨他们的党建思想，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我们党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党建思想侧重点的不同取向作一比较分析。

一、从思想建设上建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党建学说和党建原则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特点的党建理论。在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体系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最为鲜明的特征。这既体现了党的建设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时代性，富有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创造性。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曾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本质要求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但从当时党内的情况来看，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较短，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不够，更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要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广大党员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起来，就必须首先加强思想建设，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而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

其次，这是由党内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党内的基本矛盾是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集中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泛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壮大自己的组织，必须要吸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的时候，相应地就把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和作风带到党内来。这就必然地要引起党内的种种矛盾。毛泽东指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党内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因此，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防止错误思想的干扰和侵蚀，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要位置，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教育，确保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主导作用，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纯洁性。

最后，这是由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特点，使党员的主要成分是来自农村的带有落后思想的农民，而且使我们党长期处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首先致力于党的思想建设，长期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另外，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交往中，他们的腐朽思想随时都会侵蚀共产党的肌体。只有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才能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保持共产党思想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因此，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根据党内的阶级构成、本质矛盾和革命斗争的实际，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成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从制度上建党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战略思考

制度建设是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依托和保证。重视制度建设，走依靠制度、法规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是新时期邓小平党建理论的一个极为突出和显著的特点，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毛泽东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也是坚持时代性和创造性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外部约束相对减弱的情况下，更多地要靠党自身的力量进行自我约束。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反复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系统思想，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深刻反思党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深刻反思了我们党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1978年12月，他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此后，他反复强调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的问题。1980年，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首次分析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制度上的原因，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这些深刻认识，为党加强制度建设作了铺垫，也表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逐步形成。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对制度建设思想作了更集中、更系统、更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篇讲话，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将着眼点放在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上，标志着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思想已基本成熟。

其次，这是对制度建设重要性深刻认识的结果。邓小平在总结党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指明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做出了“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的重要论断。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

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制度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全局和兴衰成败，制度一旦形成，便对全党及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制性，从根本上去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同时，制度建设与领导者个人的思想作风相比，更带有稳定性和长期性。正是深刻认识到了制度的特点和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才突出强调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再次，这是深刻分析党建状况提出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分析党建状况时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此，邓小平告诫全党：“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提出要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进行制度改革。

最后，改革开放的时代使制度改革显得更加迫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规划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领域改革的同时，邓小平十分关注党的制度建设，并指明了党的制度改革的目标。他提出，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因而，他主张要把党的制度改革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同时并举。可见，在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在党的建设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也显得更为鲜明和迫切。

总之，强调制度建设的根本性和全局性，成为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突出特点。邓小平突出强调党的制度建设，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对党的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重思想建设而轻制度建设偏颇的纠正，是在弥补制度建设上的疏漏，以摆正制度建设的位置，并不是对思想建设的贬低或抛弃，而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三、从功能上建党是江泽民党建思想的伟大创举

随着新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的强劲推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和任务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组合也更加复杂多样化。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不仅外延扩大，其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只有充分发挥整合社会各种力量的功能，把社会上各个不同部分的优秀分子集聚到党内来，才能完成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为此，江泽民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在新时期的建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着重从功能上建党的新思想。

江泽民在2000年2月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实质上指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巩固执政地位，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必备的先进功能；这种先进功能的实现，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时，江泽民清醒地认识到，“要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是把党搞好”。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党的建设的实际，在把握党的建设的规律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同时，创造性地领导党建工作，突出强调搞好功能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江泽民之所以把党的功能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突出点来抓，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能否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系到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否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经济基础问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根本的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新的经济形态，包括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会对原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发展，就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的时代性，把握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先进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新的要求，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以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为突破口，加强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其次，能否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巩固和加强党领导和执政的文化基础问题。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方面发挥主导性功能是政党增强社会整合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方面也日趋激烈。由于西方国家具有文化资本的优势和文化产品的优势，所以在文化价值方面就会咄咄逼人，给我们带来巨大挑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因此，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艺繁荣政策，充分研究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的规律和特点，坚决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颓废主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增强党的文化整合功能。

最后，执政党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新时期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党的政治代表性功能，提高政治整合能力。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就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服务。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物质文化生活方面和利益及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正确处理好部分人富裕与共同富裕，先富裕与后富裕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好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甚至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不断增强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政治基础。

总之，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地提高领导和执政水平，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功能建党，即增强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功能为核心的党建新思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拓展了党的建设的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

编辑/张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