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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为配合统一战线系统纪念“五一口号”发布60周年各项活动的开展，本刊特编辑《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专刊》，帮助人们了解60年前的那段历史，回顾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编者按
解放的号角 民主的旗帜
——纪念“五一口号”发布60周年
60年前，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全国人民结束内战的企盼中，吹响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角，举起了民主的旗帜，指明了中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方式和途径。60年后，重温“五一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
一是引领作用。正如《在港各界民主人士章乃器、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所指出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不但是应该倒，而且也必然倒了，倒了之后将如何呢？一个国家不可一日没有政府，我们将如何组织新的政府？我们要有怎样的政府呢？这又变成大家焦急的一件事了。”当时，全社会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充满了期待，寄托了期望。同时，对如何建国，怎样实现和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感到迷茫，感到焦虑。“五一口号”的第五项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迅速统一了解放区、敌占区，国际国内关注中国时局的各界人士的思想，明确了奋斗目标，形成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全国人民在“五一口号”的指引下，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五一口号”消除了各民主党派的疑虑，指明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后，民主党派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方式、道路。一如章乃器、柳亚子、茅盾等125人在《声明》中所指出的“本来，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决不会像国民党反动集团那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以实现改朝换代的封建把戏的。”“……将来的政协是人民政党用民主的方式和全国所有的民主势力的代表们平等商谈国家大事”。“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以博大的政治胸怀，高瞻远瞩，主动发出的合作邀请。
二是组织作用。“五一口号”对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诸方面进行了动员和部署，系统地表达了“团结与民主”的思想内涵。通过“口号”传递信息、组织民众，是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高超的组织艺术和领导艺术。
“五一口号”将进步的民主党派组织起来，开辟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新时代，创造了人类民主新形式、新理念。这种组织方式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睿智，给各方面都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和余地。体现了多党合作不是强拉硬拽，更不是以强压弱，而是各方面都有灵活性，都有主动权，体现了各方面的自主意志。因此。“五一口号”也成为政治分水岭。
三是教育作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的各民主党派，受时代影响，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政治上存在软弱性，有的民主党派成立之初，还公开提出“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五一口号”发表后，使民主党派受到极大的教育，最终放弃了“中间路线”，实现了政治纲领、政治立场的转折，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十分关键的政治觉醒。
1945年4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主席有过一段著名的“周期率谈话”，史称“延安窑洞对”。“五一口号”把建国的着眼点放在了民主建国上，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积极践行“周期率谈话”提出的民主建设思路。尚未踏上执政路，就将自身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诚信、政治自信和政治把握能力。对各民主党派不仅是极大的鼓舞，更是深刻的教育，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心和信心，奠定了多党合作的政治互信基础。
“五一口号”的现实意义
实践证明，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使各民主党派有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找到了发挥作用、履行使命的最佳方式和途径，是历史的选择，正确的选择。6 0年后，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五一口号”的基本精神，认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了解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历史过程，对于参政党推进政治交接，加强自身建设，正确履行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坚定信念。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共十七大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基本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了战略部署。参政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要像响应“五一口号”那样，理解十七大精神，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政治自觉、文化自觉；像响应“五一口号”那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像响应“五一口号”那样，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像响应“五一口号”那样，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是增强团结。“五一口号”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形成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局面，向现代民主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是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新时期新阶段学习“五一口号”，就是要坚持“五一口号”开辟的团结、民主的道路，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巩固、完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丰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和有效形式，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发扬民主与依法治国相协调，在提高社会效率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造新时代民族精神，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展力。
三是弘扬传统。“五一口号”是一部极好的历史教科书，它不仅教育和引导了当时的民主党派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也形成了各民主党派站在时代前列，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进行自我教育等优良传统。学习“五一口号”，就是要弘扬自我教育的传统，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参政能力，适应时代要求，培养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学习“五一口号”，就是要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贯彻科学发展观，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切实履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用参与建国的精神和热情，积极投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有所作为。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历史由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成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历史中光彩夺目的篇章，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深刻体味！
和平、民主：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走向何方的历史关头。和平还是战争？民主还是独裁？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长期饱受战争苦难、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面对强大的社会民意，蒋介石还不敢贸然挑起内战。1945年8月28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就国家的和平问题举行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途径，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斗争，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这几项政协协议成了人们衡量是非对错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民众对立的地位，遭到人们的唾弃。
国民党倒行逆施：把自己置于了社会的对立面
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迅速调动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的解放区结集。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并命令阎锡山部在山西上党地区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为了进行内战，蒋介石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出卖国家的根本利益。一时间，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国统区形同美国的殖民地。在完成各项战争准备后，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同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政协协议”，命令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正式爆发。饱受战争煎熬的中国人民再次陷于绵绵战乱。国学大师梁漱溟当时悲叹道：“一觉醒来，发现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搞专制独裁的行径，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反独裁运动。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肆打击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策划和制造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惨案。1945年12月制造了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2月，国民党特务破坏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制造了“较场口事件”；7月，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爱国人士闻一多，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李闻血案”。1947年7月，蒋介石发表“戡乱建国”演说，国民党政府发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方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到处征粮、抓丁、派款，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反内战反饥饿的工人、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在10月的一个月中，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个城市，被屠杀的群众达2100余人。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公然诬蔑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宣布民盟“非法”，予以“取缔”，禁止其开展一切活动。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被迫转入地下。
蒋介石发动内战,造成军费激增和财政赤字日益扩大,使恶性通货膨胀更加疯狂,物价爆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至1947年7月上涨了6万倍，年底更达14.5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一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破产。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经济凋敝，出现了严重粮荒，1946年饿死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以上，国统区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区一派欣欣向荣：国统区的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与国统区的风雨如晦相比，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并在经济上、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实施一系列措施，解放区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中国共产党以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历来反对一党一派的专制独裁统治，主张“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提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944年9月，受中共中央之命，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国统区民主人士的赞同。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国民党挑起内战，召开伪国大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同各民主党派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联合政府。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纲领。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再次谈到准备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一派独裁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并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一致拥护。
经济上，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十二月会议”上，制定了“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解放区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使得几千年来在封建土地制度压迫下的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真是欢天喜地。掌握了土地的农民建立起乡村政权，在政治上扬眉吐气，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从根本上铲除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工农联盟。土改后，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手工业与副业生产大大发展，农民踊跃上交公粮。
为贯彻土地改革，加强农村的民主化，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开展了整党运动。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保证共产党能够始终同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经过整党，增强了党内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
各解放区在开展整党的同时，1947年冬到1948年秋，利用战斗间隙，人民解放军从阶级教育入手，运用诉苦、“三查”、“三整”等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在部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的“三大民主”，恢复与健全了党委制，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学习，严格执行。通过整军，大大提高了解放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组织性、战斗力。
解放区欣欣向荣的这番景象，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后所作的《延安归来》中作出如是描述：在这里，实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策，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这里的人“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尤其是在同毛泽东的“窑洞对”中，黄炎培直率地提出一个令他本人萦绕万千的话题，即共产党将来取得政权后能否跳出历朝历代“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而毛泽东随即充满自信的回答，让黄老先生心中一亮：“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峻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坚持既争取和平又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方针，人民军队坚决进行自卫还击。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先后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共歼敌112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由120万人发展到190万人。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豫西；9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打到外线，互为犄角，紧逼长江防线。1948年3、4月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强大威胁，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不少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解放军总兵力增至280万余人，其中正规军近160万人，不但基本上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游击部队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而且在军政素质、战术技术水平、装备方面有较大提高，有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余人，用于第一线者174万余人。虽然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但其内部固有的派系矛盾日益加深，士气更加低落，而且在战略上已没有完整的战线，几个主力集团军已被解放军分割在彼此孤立的几个战区内。
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但“业已成为必要”，
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表示要与共产党“携手合作”。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赞成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同时，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陈嘉庚还说:我早就准备驰电毛泽东，庆祝这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
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这些意见，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历史发展的必然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覆灭，新中国即将诞生，这时更需要全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建立新中国共同奋斗。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政治意图，于是，亲自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鼓舞人心的“五一口号”，拟好后，首先征询了在城南庄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之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征求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五一口号”第四条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当日，陕北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新华社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予以发表。当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进一步说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项事宜。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在香港设有总部或有代表机构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完全赞成“五一口号”，称：“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他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同日，他们还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声明响应“五一号召”，称“五一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几人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时民建会总会和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1948年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到了上海，介绍在香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5月23日，民建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赞同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6月，留港妇女界何香凝、杨美真等232人联合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4日，在港的各界人士柳亚子、茅盾、章乃器等125人联合发表声明，赞同中共“五一口号”；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公开宣告站在人民一边，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明我国各民主党派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这是我国民主党派历史上的里程碑。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复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他们迅速就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共同研讨。从8月开始，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上海、香港党组织周密安排，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最后到达和平解放的北平古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工作。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
八个民主党派排序的由来
在中国政党体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习惯的排列顺序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这样的排列顺序是根据各民主党派参加民主爱国斗争的历史与行动，并经过充分协商的结果。
一、响应“五一口号”的先后是八个民主党派排序的重要依据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在香港和内地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
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谭平山，无党派郭沫若，在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五一”号召，并通电全国响应。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积极响应“五一口号”。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秘密召开的常务理监事会议上作出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根据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顺序，形成了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台盟、民建的排序。
二、筹备新政协过程中各民主党派的排序有所调整
1948年9月18日，当由香港北上解放区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已经起程但尚未到达之际，中共中央即致电东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由高岗、洛甫、林枫代表东北局，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当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刘清扬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多次前去看望，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根据自己以及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的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发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征求意见。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为新的政协筹备会参加人员。这事实上基本确定了我国多党合作中参加党派的基本条件、主要标准和主要范围。在文件的附件《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中，对各民主党派的排序是：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民建。此顺序的主要依据各民主党派响应“
为了使新政协参加党派更具有代表性，中共决定对所拟新政协参加单位进行充分协商。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共有三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指派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组织了两场座谈会，就新政协的召开、参加者、时间、地点、讨论事项等进行了讨论。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也根据中央的指示，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问题征求了在港各有关民主党派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于从上海和平津的陆续汇聚到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如符定一、胡愈之、吴晗、周新民、雷洁琼、楚图南、田汉等，中央统战部也多次组织他们座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经周恩来批准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等，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和想法。
经过反复协商，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948年11月25日，同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共同协议。协议认为新政协筹备会应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计有23个单位参加，其中党派参加单位为：中国共产党、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此时的各民主党派排列顺序与中共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提出顺序完全一致，证明各民主党派对这一顺序是认可的。
三、新政协的召开确定了八个民主党派的排列顺序
新政协筹备会议原计划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举行，因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遂决定改在北平举行。1
在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过程中，周恩来在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并与《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等重要文件付印成册，送各方研究协商。
李维汉自1949年3月10日达到北平后，广泛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交换意见、协商沟通，逐个走访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等20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同他们交换筹办政治协商会议和党派工作的意见。5月23日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预备会议讨论通过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仍为23个，但各民主党派的排列顺序有所调整，为：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应该说，这个排列顺序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民主协商、考虑了各方意见后达成的一致。
1949年9月21日
这一顺序与1949年6月形成的《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相比较，新增了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民主党派参加单位。对此，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所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行了说明：“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其中有三个单位，一是九三学社，一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需要做些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
1949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此，之后的党派排序中不再出现民联、民促。救国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认为其政治主张已经实现，遂于1949年12月18日在北京宣告结束，从而退出了民主党派的序列。
至此，以各民主党派参加民主爱国斗争的历史与行动为依据，经过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充分协商，并因为民主党派的组织变动，最终形成了目前的中国各民主党派排列顺序，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印送黄浦区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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