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县级高中在我国高中教育阶段已经成为应试教育的代名词。据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县级高中的一切工作都瞄准高考，不考的科目可以不学，甚至一些学校根本就不设置非高考科目。有的学校提出了‘为了学校的升学率，要把学生的油全榨出’以及‘抓高考要抓出血来’这样令人吃惊的口号。”一位新华社记者在一则报道中这样写道。
读着这样的报道，从内心讲恐怕谁都不是滋味。对教育进行改革，定是举双手赞成的人多。除了教育管理体制、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公平机制等急需改革外，教育的“评价”问题，恐怕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目前所谓的“无序竞争”“教育不公”，极端的“应试教育”“畸形教育”等问题，就不可能得到顺利解决。现在的情况是，尽管国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和法律来规范教育行为，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断大声疾呼要彻底改变目前的教育现状，可问题依然存在，个别地方甚至还有“恶化”的危险！虽然不少地方对教育评价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给人的感觉是：教育的“评价方程”依然无解。
教育评价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现代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教育评价就是对教育行为进行的价值判断，即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教育行为进行评价。一般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教育评价的渊源，也是最早的一种教育评价模式。而我们现在的实际评价模式，好像仍没完全跳出这个“渊源”，也没找到令人满意和能促进教育正常发展的评价方法。
其实，正是因为没有科学的教育评价，也就是说，教育的“评价方程”依然无解，由此，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屡有发生，“无序竞争”“生源大战”“教育乱收费”等越来越令人担心。照此下去，我们的教育目标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会让教师更累、学生更厌，甚或殃及国家发展的后劲。看看有关媒体的报道，学生自杀的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年龄也越来越低，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也被扭曲得“伤痕累累”，备受指责。或许，有人会说笔者杞人忧天，可作为一名深爱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虽不能扭教育之乾坤，但却无法阻止自己的思考，同时也想就此大胆探讨一下教育的“评价方程”之解，算是为教育尽绵薄之力。
寻找教育目标
显然，要想得到该“方程”的正确之解，就必须找到教育行为的目标。这就涉及不同时期教育具体目标不同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后，党的教育方针被归纳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教育方针强调全面发展，无疑，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随后，教育方针又有发展。现在，面向21世纪，现代教育理念认为教育培养的学习者应学会生存，学会做事，学会认知，学会共同生活，应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在信息社会中公民应能自主学习，能与他人合作共同生存，学习者获得的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在真实情景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服务于教育的教学设计应以学习者为中心，构建促进学习者主动提高学习能力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环境。显然，这仍是要求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由此不难看出，现在仅仅以考试分数来决定学生、教师和学校成绩甚或他们命运的教育评价，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初衷，与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背离的。可为什么会如此呢？
反思背离的原因
表面看来，出现诸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些现象，好像都是学校盲目追求升学率导致的。其实，这与教育的“公益性”变成“功利化”直接相关。事实上，是整个社会已经把教育“功利化”了——政府有关领导要的是“政绩”，学校要的是声誉，教师要的是饭碗，而实现这一切的“幌子”是为了学生的好前途。于是学生就成为整个教育“功利化”的一种工具、一种牺牲品。所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他们的道德修养、思想品质、创造能力、协作精神等可贵因素，都在“一切向分数看齐”的高压下提前“下岗”了。这就不难理解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了。
探讨解决的方法
教育的“功利化”违背了教育的初衷，使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成为空谈。要想扭转这种愈演愈烈的功利化的“县中教育模式”，最根本、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机制，重新衡量和界定政府、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成绩，尤其是应重新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高考办法。现在已有一些地方开始探讨并实施笔试加面试的办法来选拔学生，有的地方将平时的表现——文化成绩、操行评定、实践能力等方面，作为录取与否的标准的重要方面，显然是向科学评价之路迈出了一大步。当然，具体问题还需深入探讨、总结。
要想真正扭转“唯升学率”所带来的教育扭曲的局面，政府和社会都应有所作为。政府除了要制定比较科学的发展教育的政策之外，还要注重完善和落实。比如，要想真正解决教育的“功利化”之病，政府就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教育投资要跟上教育发展的需要，不能把筹措必要资金的责任拱手“让”给校长，因为校长没那么大的能力。非要那样的话，校长就会“动脑筋”“想办法”了——“市长”不给就找家长。家长的负担哪有不重之理？同时，这也给教育腐败埋下了“伏笔”，因为腐败者会有好多理由告诉你：你怀疑我在什么“工程”中得了什么，你看到我为此的付出了吗？我容易吗？再者，学校要发展，教师要生活，他们的“待遇”要竞争过其他学校，当然也得校长“想”法了。无他，只有高“升学率”、高“重点率”才能让家长自动找上门来。如此，“市长”能不管吗？同时，改变自己的“政绩观”，要对教育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将来负责。比如，既要看学校知识的传授，又要讲学生能力的发展、思想的塑造，还要看所培养的人日后的贡献。换个说法，对学校和教师以及学生要运用“动”“静”结合的方法去评价，而不是一次“静”式的评定——仅凭一次学生考试，尤其要侧重“动”的方面的比例。如此，自然需要制订一套合理的方案来，这或许就是我们应该努力研究的课题了。
另外，教师队伍建设——理想教育、师德整顿、业务培训等，显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作为教育人的人，处处讲“钱”，商人味十足，固然顺应了市场的拉动，可我们毕竟不是商人，而是为人师表者，除了要教学生如何“生存”，更要引导他们如何“生活”，尤其是怎样发展他们的协作、创造等能力以及较高的智商、情商、哲商，这些岂能是那样的教师所能做到的？所以，必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那些不适合当教师的人，绝不能让其混进教师队伍中来。其实，教师也确实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更不是谁都可以干好的！同时，对于一校之长的选拔，自然更需慎之又慎！他可以不是教育家，但必须有教育家的追求；可以不是思想家，但应该有思想家的探索；可以不是科学家，但应具有科学家的求真。这样，才是恪守师魂、光大师德、培养英才、辉煌教育的内在保证。
还有，社会和家长要理解教师的劳动，不能把太高的期望值强加于教师，同时要改变对教师和教育的不科学的评价标准——仅仅看升学人数多少。学生的考分多少固然与教师有关,可学生自身的条件、家庭教育水平、社会环境等，都会影响到学生的认知，自然也就影响着他们的“成绩”。不允许教师有失误，教师必须将学生都送到他们自己理想的名牌大学才算尽力，这种看法就不免带有强迫的性质了。因此，社会和家长应该理解教师的劳动，不过分要求教师，给教师一个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为其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提供较好的条件，也为真正改变目前令人担心的教育现状创设必备的良好氛围。
综上所述,只要社会各部门及教育工作者自身都能把遵循教育规律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教育“评价方程”之“解”就能逐步找到，教育行为就会逐步科学、有序，教育的春天就会更富生机，更加醉人。
（责 编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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